2021年12月4日，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中国音乐创作中心联合举办的“和乐中西，融创未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管弦乐新作品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演奏，上半场由林涛教授指挥，下半场由杨力教授指挥。

本次音乐会体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追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中国优质当代音乐文化为基石，借鉴吸收西方优秀音乐文化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用当下的创作探索未来音乐创新之路。

其中由青年作曲家史付红创作的《太阳下的风景》取得了一致好评，现场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于作曲家史付红这部最新创作的交响乐作品的喜爱……

2021年12月4日 “和乐中西融创未来”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管弦乐新作品音乐会现场

下半场的第一部作品是史付红的《太阳下的风景》，这是一个三管编制的乐队作品。此前，在她的作品《聆听城市》中，史付红探讨了人与城市的关系，在《太阳下的风景》中，她更多地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与疫情相伴的这两年里，我们学会了要更多地关注自然。极端天气的增加，更是自然对人类发出的警示，让人类反思哪些人类活动与地球生态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应该学习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保护、谦恭。”

在作品中，史付红用到了很多低音乐器，如低音铜管和低音木管乐器，带来原始的感觉。作品中运用了丰富的打击乐器，开篇和结尾部分通过颤音琴、管钟等乐器，营造出金灿灿的光感，与作品名称相呼应。中国鼓的滑音、小堂鼓的滚奏如同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又风驰电掣般地远去。作品中段，弦乐的高泛音、拨奏和管乐的线条感，带来忽明忽暗的色彩。最后，稍显俏皮的音乐带来积极的感受，也让听众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憧憬美好的未来。——《音乐周报》

访谈录

（以下内容根据访谈整理。吴佳谕简称吴，史付红简称史）

前言：这次采访本是为了完成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作业，没想到在采访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有关音乐教育的讨论，史付红老师和我认为值得分享，便有了以下这篇采访稿。我的文学功底有限，没办法完全呈现史老师的满腔热情。史老师在采访中几次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发散了，离题太远，但我在这些发散出去的内容中找到了更多答案。这些答案可能解不了就业的燃眉之急，但确实让我看到了音乐教育工作的深度。

吴：我们先从工作性质开始吧！

史：业余作曲，专业教学！我觉得工作性质还是很纯粹的，本质还是一个教育性质的工作。作曲是一个创作专业的教学，是一个实践性的工作。同时，还要能够把实践的心得和经验总结出来传输给学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吴：学校会有工作任务吗？

史：学校是有教学大纲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任务，是方向。这个专业需要因材施教，虽然已经有学院化的教学，但是依然留有手工作坊式的、传承性质的教学方法。每位老师有自己的方法和学习经历。比如我曾在加拿大留学，我其中的一位老师是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的，他的师爷是勋伯格。所以他对待音乐严谨的态度，包括对于音乐整体结构的把控，以及交响性的音乐认知等等都传承下来了。现在学院内的作曲教学就是把学院式的现代化教育思维和作坊式的传承思维结合在一起，不全靠一种教学方式。

吴：我看学院里所有的作曲老师都要再负责一门四大件的教学，这是老师自主选择的还是学院指派的呢？

史：这个取决于教学体系里的工作需求。我在考工作的时候正好缺作曲和作品分析的老师，我就考了这个岗位。在西方的一些大学里，有一些老师是只教理论的，有些老师是教作曲的同时开设四大件方向的选修课或必修课。关于四大件的课程我认为老师们也不完全是模式化的教学，大家在程式化的方向上也有传承和创新的思考。

吴：下一个问题有关工作环境和就业地点。您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央音吗？

史：对。在这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过作曲和作品分析的助教，当时我是博士研究生。

2016年1月受邀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作曲讲座

吴：您能简单说说您的教育经历吗？

史：我的教育链条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我认为有变化的学习环境所带来的不同的思潮，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人文环境可以刺激我思考。我在这（中央音乐学院）读的本科，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读了两年硕士，在多伦多大学读了四年博士。回央音工作五年之后国家公派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两年。

吴：我能问一下您是怎么考到央音的吗？一般来讲学作曲都有一个比较戏剧化的开始。

史：这个确实是很戏剧化的。我想考中央音乐学院和当时传媒的发展有关。最早我在电视上看到叶小纲教授的归国音乐会后，了解了中央音乐学院不仅有作曲家叶小纲老师，而且还有77级78级其他很多优秀的作曲家们，比如陈怡教授、周龙教授、谭盾教授还有郭文景教授等等很多老师。他们出过一套磁带，我在沈阳读附中的时候在书店买到这一套磁带，回家听了，觉得看到了新的世界，受到很大启发。这就是我说传媒很重要的原因。像我这种从基层来的学生，如果没有传媒来启蒙，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毕竟不是现在这样的信息时代。

我上大学之后能获取的信息也十分有限。我第一次听到陈其钢老师的作品《抒情诗II-水调歌头》，都不知道那个录音是偷录的还是CD转的磁带，我都快把那个磁带听烂了，天天抱着录音机听！虽然信息有限，但是中央音乐学院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很向往的学校。小到一个宿舍，大到整个学校，虽然人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细胞，形成了一个音乐生态的场域。学校也有演奏新音乐的传统，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叶小纲老师当年成立了一个“蚀”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新音乐团，演奏了很多新音乐，后来还发展出了北京现代音乐节。那个时代也是大师云集的时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五年可能经历了这几十年以来交流的盛景。后来我走到很多地方，依然觉得中央音乐学院的交流环境是非常活跃的。

我真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赶上了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虽然整个社会的信息时代还没有到来，但是学院内的交流非常活跃。我们这代人也受到很多老先生的教诲，学术传承也很好。尽管我们只获得了有限的学习资料，但我们收获了很多学习方法，也培养了想象力。总体来说，这里有一个较为良好的人文环境。

吴：您当年为什么选择出国呢？

史：我当时处在一个出国留学热潮的末端，但我是从基层来的，认为自己有一定的局限性，学习新音乐和西方音乐还是需要出去见识一下。我选择去北美留学和自身的性格有关系。北美的文化比较朴实，民风更注重内心思考，不太注重外表。你非正式场合穿得稍微破烂不讲究没人笑话你，大家都很随意。

北美有移民文化，这是我了解世界和开拓眼界很好的窗口。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给了我很大启发，通过交流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优势和我们需要精进的地方。

2017年2月受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举办作曲讲座

吴：那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会受到什么培训吗？

史：我在北美读的是综合类大学，学校提供的教育链条是很完备的，不是只教专业。学校会专门培训学生从写简历到求职时如何推介和展示自己等等，我在做助教的时候学校还会教我们怎么讲课。学校会通过几个讲座，很有章法地高效传输给我们求职方法，其中甚至包括如何处理课堂突发事件这种细节。我在校的时候也旁听了很多学校里的求职考试，每年学校招聘老师的公开试讲老师和学生都是可以一起听的。学生虽然没有决策权，但是我们对于求职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自己的判断。我通过这些学习加上做助教的经历，理论加实践，在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做好了充分的工作准备。

吴：您觉得在高校教作曲或作曲理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

史：我首先说一个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艺术教育还是处在发展阶段，尤其是艺术教育还在上升期。华人是很重视教育的，大家一直在讨论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什么虎妈啊猫爸啊乱七八糟的。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一直在建设新的音乐学院，这非常好。现在倡导的是高精尖办学，就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年代一样，宁缺毋滥，音乐学院多了但是就业岗位可能没有多很多。历史还是螺旋式上升的嘛，就等于奏鸣曲式到再现部了。

我在纽约的时候，2016年11月3日，那天是美国大选日，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我去拜访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院士，美籍华裔作曲家，文化使者周文中先生。我没想到他和我谈了接近五个小时，也没想到他谈的核心问题是教育。我后来反思，如果我们不能让音乐教育有所提升的话，我们的创作可能永远都是在演独角戏。毕竟音乐需要欣赏，需要交流，得两个巴掌拍在一起才能响。

我们教师培训的时候俞峰院长也谈到了前苏联的音乐发展，即使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候，仍然出现了像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等等这些大作曲家。我在北美也遇到了一些俄罗斯移民的后代，他们在贫穷时期也依然保有对艺术的热爱。只有真正良好的教育和引导，才能让我们当代国民形成音乐生活，以此扩大为音乐生态。他/她必须要形成欣赏习惯，而不是仅仅满足了欲望。比如说很多人喜欢看的抖音，我认为这只是欲望层面的满足，得提升维度。怎么升维度，还是得靠教育。

我们当代的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艺术太空泛了，不能变现。我觉得改变这种思想是关键，需要通过教育让大家看到更大的世界，更重要的精神世界。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了，但是大多数人的精神层次还停留在欲念阶段。现在家长逼迫孩子学习艺术，学的不是艺术，学的是工具，大多数都是在追求如何让艺术变现，这就是功利主义啊，这些孩子们长大后会成为开心的人吗？

2016年11月3日与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先生

吴：那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史：站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我用我的想法感染我的学生们。过去我还没有这么深刻地理解到这一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正视我的价值，因为我养的不是花草，不是猫狗，我是在育人。我的很多学生现在成为了一线的音乐家或者教师，我觉得我当初教给他/她们的还是不够的。作为老师，我们不仅要教授给学生知识和方法，还要把艺术发展的方向和对于教育事业的理解等以及新思潮都传输给他/她们。

我看音乐史时总觉得每个人都是尘埃，我们虽然微小，但我们是有价值的。作为教育人士，最大的财富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不是私人财产，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中国音乐发展的未来。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认为现在的一线教师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人直接面对的是什么？传播了什么？引导了什么？就是未来。如果我们都引导歪了，那未来就会打折扣。如果我们给予正确的引导，这些人很早地看清方向，发展的路径就不至于太偏。

吴：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学术上的能力，也要有传播思想的意识。

史：是的。这几年已经好很多了，我们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已经能看到台下有更多的普通观众，非音乐行业从业者的观众。这难道不是教育的力量吗？但我们人口的分母有十四亿，甚至更多，音乐教育任重道远。今年咱们学校派了很多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去各地宣讲挂职，我觉得这是一个引领式的活动。把这些一线的音乐工作者送到地方基层的工作一线上去挂职工作，地方基层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们就能够更加明白哪里才是音乐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这就是一个传经送宝的过程。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在宣讲过程中也要和多方人士打交道，衔接学校和社会，等于是形成了产-学-研一体的链条。这些地方基层的工作人员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担任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云云，这也是和教育事业有关系的。经过交流和学习，他/她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指引下一代，怎么影响周边的人。

什么是伟大的人，就是有前瞻性的人。周文中先生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是因为他找到了核心的问题，看到了中国百年来需要提升的是什么。不比较，无新知。适当的距离就能看到差距在哪里。不然作曲家忙活半天，等于白忙活，没人听！听不懂！不要觉得自己行就行了，不对，没有土壤花就长不起来。作曲的花朵是长在人民的泥土之中的，这不是好听的赞歌，这是事实。没有观众你演它干嘛？他/她都听不懂！难道仅指望外国的观众来欣赏中国的作曲家吗？音乐确实是世界性的，但是，看百老汇音乐剧最多的人一定是美国人。你信不信纽约一个高中音乐老师看过的音乐剧现场比我们国家任何一个研究音乐剧的人看的都多？这个文化就滋生在这个环境之中，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不然创作什么都是白扯。

2016年1月与美籍华裔作曲家陈怡教授、周龙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温德清教授和美国作曲家音乐家们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吴：是的没错。不过我们现在得回到一些朴实的问题了，您收入范围方便透露吗？

史：收入就是正常的教师工资，按照职称走的。学校为了鼓励教师们安心教学也会有一定的补贴，各方面福利也是可以的。

吴：很多人都认为买房了才算是安身立命了，正常的教师工资恐怕很难在北京买房。年轻教师没有积蓄，租房加上日常开销几乎是“月光”状态，基础生活将将保障，怎么全身心投入教育呢？

史：这个问题是所有大城市的普遍问题，不只是中国。房价高的社会性问题还有租房买卖双方的诚信问题都会造成人心浮躁，缺乏归属感。这是个整体性的问题，不是工资低的单线问题，这是大城市病。年轻教师就是在美国的大城市也得熬，开始的七八年都是很难的，有些老师可能要兼职几个学校来维持生活。

吴：真是很艰难啊。

史：是的。但我越来越觉得教师的工作很神圣。到今年年末，我教书就已经十二年了，算是一个轮回吧。很多学生毕业了之后还跟我有联系，无论是怎么样的互动，都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精神的交流是很重要的。有些学生还记得我当年对他/她的帮助或者鼓励，这就值了，还要什么呢？吃的能吃没，喝的能喝光，但是精神的力量永驻。

吴：那就是靠着这些精神的力量去减弱对于金钱的焦虑。

史：钱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把追逐金钱作为第一目的，赚钱只是顺带的。买不起房呢，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嘛。要不然就去赚钱，要不然就甘于清贫，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还有就是生存不下去的人自然就离开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个城市过不下去就回流到其他地方。我当年启发很多研究生，让他/她们上了研究生就去找工作，很多人选择回到他/她们自己的家乡，人才就流动起来了。现在我发现中国各大主要的音乐院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们都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工作，这就是中国音乐教育启蒙的开端。也许，他/她们个人追求的人文环境在短时间内可能比不上北上广深，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对地方城市的人文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他/她们要是在大城市可能就会面临咱们刚才说的经济问题，在经济层面，他/她们可能永远租房而无法“翻身”，还是看个人选择。

大城市的教师需求早就饱和了，现在的毕业生被迫去其他地方发展，这也能够促使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展趋于平衡。我认识的一些老师和我说地方的人文发展和自然风光、物质环境不成正比。在发展的过程中，他/她们个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困惑，但是这个地方也许会因为新鲜血液的注入而有所改变。

2018年10月受邀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作曲讲座

吴：工作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

史：这份工作有很大的自由度，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这是我最欣赏的部分，做研究需要时间思考和沉淀，不然信息太多脑子就僵住了。

吴：在可支配的自由时间里面，您和您身边的同事会选择怎样的生活形态呢？大家会相对统一地把精力投入到作曲上面吗？

史：我认为是自由选择，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贝多芬吧。再说贝多芬自己开心吗？不好说，咱们采访不了了。有强烈创作欲望的人就投入作曲，有些人想育儿，好好培养下一代，我看比作曲还难。控制音符也难，搞好教育也难，中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的。

吴：不管他怎么选择都不影响音乐教育。

史：对。还有，我们要破除教育中的功利心。你说你养一个植物或者动物，你指望从它那得到什么吗？

吴：没有，别死了就行。

史：是吧，没有功利目的。那为什么我们教育学生的时候要把他/她看成工具呢？我们做教育还是要有些无为而治的思想，学生自己是有方向的，他/她们是通过选拔选上来的。哪个学生不是考上的？哪个学生不是家长精心培养的？他/她肯定不是生下来就已考上大学了吧。他/她能走到今天就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加码呢？我们只要教授给他/她好的学习方法，好的思维方式，剩下的事情谁也控制不了，只能让他/她自己去碰了。就算我们用功利的方式教育他/她，让他/她获奖，那你能保证他/她一直获奖吗？能保证他/她一直从事作曲吗？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很容易制造焦虑的，很多事情我们既然控制不了，不如放松一些，不要push学生太多。大多数人都焦虑，放松就变成很重要的环节了。

2011年7月与中央音乐学院唐建平教授在北京国际作曲大师班

吴：有没有一些和作曲相关的职业选择呢？

史：音乐管理、艺术策划、教师、出版类工作。还可以去创作各个种类的音乐比如流行音乐、电影音乐、游戏音乐、音乐剧等等，最重要的是多元化地发展。但是和其他专业来比，我们还是就业面比较窄，有局限性。

吴：我们就业机会也会相对少很多了？

史：那肯定是，我们得正视这个事实。找工作也是各显其能嘛。

吴：咱们学校对老师有什么要求吗？

史：说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杨儒怀先生，每次上课都是西装革履，现在我们真是很难做到这样了。还有杜鸣心先生，九十多岁，上课三个小时不坐下的。前辈音乐家们给我感觉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很有尊严，很有风骨，我们当代的人很多时候不太在意这些仪式感了。很多东西是要自己有所要求的，学校的规范只是非常基本的。

吴：学校有什么校园文化吗？

史：别的系我不太了解，我们系还是比较民主和公平的，相对来说尊重老师们的意见。

吴：您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史：教学上不断地打开学生视野，让他/她们了解自己，明确方向，能和时代同步发展。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上还要继续攀登。

吴：您是把教育放到了比作曲更高的位置上了？

史：对。我的创作实践直接影响到教学，核心的问题还是育人。还是那句话，要发展教育，从我自己做起。我一年能影响十个学生，十年就是一百个。这一百个人散下去再去教学生，那就是成千上万，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育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土壤肥沃了，创作的花朵才会被更深入地理解、共鸣和欣赏。

吴：您喜欢这个工作什么呢？

史：这个工作使我永远年轻！我忘记了我自己的年龄，这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我接触到的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我的精神世界永远活在这个年龄段里。肉身都会衰老，但是这并不可怕，精神丰沛鲜活才是最大的财富。青年人是最可爱的一群人，他/她们面对世界总是有新鲜的想法，我能与青春共舞，我想其他的工作是无法提供这样的环境的。

吴：您做教育工作有成就感吗？

史：当然啦，育人多有成就感啊。只要他/她发生变化就很有成就感，更别提他/她还会传播，还会影响很多人。我做园丁养花，花过季了可能会死，但是人会影响几十年，育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我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育自己的孩子，也很好。我小范围地育这么多别人的孩子，未来这些人去影响更大的环境，我的成就简直是辐射性的，还是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的，这难道不是巨大的成就吗？

吴：那您不喜欢这个工作什么呢？

史：我觉得这工作挺好的，非要说的话要是收入再高点就更好了。我也不是不满意，就是希望在住房方面再多给些补贴，生活条件提高了以后，教师也能更有尊严感。

吴：您对于我进入这个行业有什么建议吗？

史：首先做老师和做父母一样，自己要教育好自己。自己不能浮躁，不能焦虑，不然会影响到学生。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要相信他/她们，信任是很重要的，这样能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还要给他/她们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这对他/她们未来升学和工作有帮助。作为老师要去了解国际动态，永远学习，永远攀登。学生的知识含量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如果你自己没有总结和思考，没有深度的话，你就无法教学了。学生获取信息很容易，你要指引的是方向和纵深，所以要永远地思考和学习。最后就是要教他/她们做人，虽然现在的时代不太重视，但这是很必要的。

文中有部分资料来源《音乐周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aWlWjZe5TfPhb8ljNQv3g

史付红 青年作曲家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曾在加拿大留学多年，分别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曲博士学位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作曲硕士学位。曾与享誉世界的众多中外作曲大师和著名作曲教授学习。

她的音乐作品委约和音乐作品演出遍布世界各地。作品曾受到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音乐总监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和指挥家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先生等众多世界级音乐家的一致好评。

曾应邀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美国伊萨卡大学音乐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加拿大音乐中心，中国音乐学院和星海音乐学院等举办作曲讲座。

她创作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同时她创作的作品和她的个人专访曾在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台湾、欧洲和南美等地多次演奏、发行和播出。

吴佳谕

中央音乐学院2020级本科作曲专业学生。自2015年开始学习作曲，先后从刘长远教授、姚晨副教授、史付红副教授。

感谢作曲家史付红提供的部分资料以及《音乐周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