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民族音乐学习热潮的推动，演奏家、教育家们不断编写、创作、改编了一些适合学习竹笛者提高演奏兴趣的，具有一定技术技巧，又充满了音乐趣味性的乐曲，但这些作品的曲谱长期以来都处于复印流传的状态，很多学习竹笛者喜欢演奏这些有风格有韵味又好听且需要练习却又找不到乐谱作品，使这部分作品成为一个空白点而不能满足音乐爱好者们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音乐出版社与那些有社会影响、有丰富演奏经验、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又愿意贡献出来的音乐家们合作，把这部分社会需求的小型作品编辑出版，弥补学习了竹笛者在练习曲与大协奏曲之间无法衔接的困惑。在以教程与练习曲为主的《“华韵”民族器乐教材》的基础上，又组织了与之配套的，以乐曲练习为主的“华韵师苑”系列以鄉乐器习练者的需求。目前“华韵师苑”系列已经出版的《詹永明竹笛教学曲精选》（上）此书命名为“华韵师苑”，就是为了提示大家这是“华韵”系列的姊妹教材。就是“华韵”为民乐教材教程和练习曲，“华韵师苑”为进一步的乐曲练习以及风格性乐曲，二者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化教材系列，逐步形成民乐教材的系统化工程。

《詹永明竹笛教学曲精选》的精心编著，更是为丰富民乐作品练习与风格性掌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詹永明竹笛教学曲精选（上）

责任编辑：张辉

编著：詹永明

詹永明竹笛教学曲精选（上）

ISBN  978-7-103-06004-9

人民音乐出版社

订购：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张辉教授授权

联系：蔡老师15162791000（️电话 微信同号）

45元/册 1一9册 邮资自理  10册以上 九折包邮

蓟门烟树弓弦奏 翠微湖畔画琴声丨执著于民族音乐建设的出版家张辉

张 辉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教授），中国民族音乐主编。音乐理论家、作曲家、编辑出版人。现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博士生、硕士生答辩专家评委。曾应邀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戏剧电影报•梨园周刊》连播与连载专栏作家，《华乐大典·板胡卷》编委。“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优秀编辑奖”“优秀常销书奖”等国家级奖项获得者。策划出版了《中国琴学研究丛书》《“华韵”民族音乐教材系列》《“名师”民乐作品系列》《“华韵师苑”民族音乐教学系列》等音乐与戏曲类图书三百余个品种。

Q

张老师好！您是我们非常景仰的资深音乐出版家，作为新闻出版界同行，您在这个岗位已经奋斗了近三十年，您“坚守”的精神真的很令人钦佩。

张辉：谢谢！不过你这“坚守”可是听得我直打冷颤啊，好像有一种垂垂老矣的凄凉感！你要知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啊，哈哈……既然是同行，所以咱们还是朋友相称吧，这样更随意一些，也显得没有距离感！

Q

哈哈……您太风趣了，和您这么聊天真是很轻松啊。不过言归正传，说实在话，外界不了解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可作为同行，我们还是心有灵犀，心心相通的，所以真的是钦佩！要说三十年不过弹指之间，酸甜苦辣尽尝一遍，应该还是有许多的感慨或者说收获。其实我们关注您也有段时间了，发现您做的图书种类还是蛮多的，比如作曲理论、音乐文献、戏剧戏曲、专业教材、人物传记、声乐与普及等等，尤其是近些年来被业内广泛使用、高度评价的民乐教材，也就是您策划出版的“华韵”系列，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第一套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套系列化民乐教材，所以想和您聊聊有关民乐教材建设的问题，也想知道您对民乐教材建设的思考。

张辉：首先我得谢谢你们的关注，尤其是对民族音乐的关注，其次我还得谢谢你们以及大家对“华韵”这套教材的认可。就“华韵”而言，好多人说是民乐教材的创举，我首先谢谢大家的认可，还要感谢大家的评价。说实话，我从七十年代初考进艺校学音乐那天起就说，我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夜郎自大，就音乐艺术来说，要有学习，有吸收，还要有扬弃。我觉得长期以来，当我们议论西洋音乐及其教育体制和教材建设时，每每都会提及小提琴教材中的顿特、开塞、帕格尼尼，小号教材中的阿尔班，尤其是钢琴教材中的拜厄、车尔尼、哈农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学习西洋乐器时的经典教材，在我国的西洋音乐教学中也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当谈到我们的民族乐器教学时，却只能艳羡西洋乐器教材的阶梯性、系统性和系列化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教材呢，尤其是民族乐器的教材。

说到“华韵”这套系列教材的策划出版与社会影响，无疑与我的从艺道路和艺术经历息息相关。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艺术院校恢复招生后考入北京市艺术学校（俗称“五七艺校”）器乐班板胡专业的，当时的学校编制是：京评梆，曲杂话，木偶、舞蹈、音训、器乐、舞美等十二个班（曲分曲艺与曲剧）。我们的校舍就是今天北三环蓟门桥西南角的政法大学校园。当时的一号楼是政法学院（原名）的留守处，二号楼是京剧班、舞蹈班和舞美班，三号楼是河北梆子班与评剧班，西土城小月河边南北走向的宿舍与教学楼为音训班（西洋乐班，北歌北交前身），曲艺曲剧班在政法主楼的一角，我们器乐班（民乐，定向留校班）在四号楼的三层。除了全班师生的宿舍与琴房外，我们这层还有一对中国民族音乐里程碑式的人物——笛界宗师冯子存和京韵大鼓大师良小楼夫妇，从而我们有了近距离接触前辈大师的条件。

冯老是从二人台剧种成长起来的竹笛艺术宗师，是他第一次将竹笛艺术以独奏的形式搬上音乐舞台。由此可见，中国民族音乐从传统的戏曲伴奏而到今天独奏、合奏的舞台化，只经历了区区不到一百年的发展，与西洋管弦乐二三百年专业化的发展相比，它的时间太短暂了。但就是这区区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民族音乐无论是技术技巧，还是表演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来，各大专业音乐学院的教学更加趋于科学严谨，在众多演奏家、教育家的努力下，逐步探索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系统地、严谨的教学理念，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演奏家。但是，相对于教学上的精研化、科学化、系统化，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写和规范却略显不足。虽然各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教程、教材，可谓是铺天盖地，但总体上没有科学的设计和统一的规划，这一方面是院校间缺乏沟通，另一方面也是没有出版人的统筹协调，故而基本谈不上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套为大家所认可的严谨的教材，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个个体——包括自然人或某个院校系——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这从以往的出版物和教材上可以得到证明。

Q

那怎样才能尽快组织编写出这套系统性的教材呢？据我所知，出版社对编辑人员也是有经济指标考核的，这样一套教材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吗？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那您个人岂不是“赔本赚吆喝”得不偿失了吗？

张辉：你问得太好了。如果说赔本能赚来吆喝，那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做得还是有意义的。怕就怕本赔了还没赚来吆喝，岂不是得不偿失了吗，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好在当年我毕业留校后，边演出边教学，当了将近九年的板胡专业教师，又协助老教师编辑整理了多部教材。之后又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大学期间，在老师的辅导和带领下又创作了《点额记》《皇室遗恨》等多部戏剧音乐并获奖。大学毕业后，按照老师和领导的计划一是让我回北京艺校继续教学，二是到剧团从事创作，但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最终我选择了翠微路二号（人民音乐出版社原址），直接进入到出版行业，这样又做了二十多年的音乐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所以对这套教材的组织与编写，多少还是有些积累和心得的。

我前面说了，作为一套为大家所认可的严谨的教材，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某个个体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这其实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其实质就是要给他以一定的时间，包括这套教材的组织者、编写者以及使用者。通过时间使组织者与编写者可以精雕细琢，通过时间让使用者检验教材的实用性与合理性，再反馈给组织者与编写者加以修正。做这种功在后代，功在千秋的事情不能浮躁，不能太功利化，这时倒真应该有一种“放眼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气魄与胸怀。

Q

就我国专业音乐院校而言，从南到北就有沈阳、天津、中央、中国、西安、四川、武汉、上海、星海等多所，能不能将各个院校以及诸位老师们久经实践检验的实用教材集中起来，重新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整合，从而形成一套民族音乐精品教材系列，无疑这需要广大的民族器乐教育家们的共同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具有高度的专业学养以及怀揣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和丰富出版经验的出版家们的支持，人民音乐出版社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最具经验的专业音乐出版社，曾拥有一批像您这样的优秀编辑家和出版家，您又是如何整合这些资源的呢？

张辉：随着转企改制的步伐，自2007年起，人民音乐出版社将原有的各编辑室合并成为图书研发中心，下设理论项目中心、钢琴项目中心、声乐项目中心、管弦乐项目中心、民族音乐项目中心，各项目中心按照责任分工，重新做出短、中、长期规划，架构各自的图书框架。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原来理论编室副主任的我，“摇身一变”成为民族音乐项目中心的总负责人，通过认真的调研，仔细的分析，缜密的思考，最终确立了图书结构四个层级的架构，即基础入门教程、中高级练习曲集、高级乐曲练习、民族音乐理论和艺术文献。鉴于此，我们依托多年的品牌效应和深厚的作者资源，诚邀各院团的艺术家、教育家按照我们的规划与理念，编写一套广泛适用于民族器乐教学的系列教程——“华韵”民族音乐精品教材系列，并将其比喻为“民族音乐的车尔尼教程”，旨在推动民乐教程的系统化、科学化、统一化。这批教材的作者都是在国内音乐教育界享誉颇久的教育家、演奏家，相当一部分还是中青年音乐教育家和演奏家，如二胡教育家王国潼、刘长福、王曙亮、赵寒阳、严洁敏等，竹笛教育家曲广义、曲祥、戴亚、詹永明、张维良、蒋国基、周波、郝益军等，琵琶教育家吴玉霞、杨靖、章红艳、张强等，古筝教育家李汴、王中山、周望、林玲、李萌等，阮教育家宁勇、魏蔚、陈雅明、徐阳等，打击乐教育家刘越、李民雄、李真贵、王以东等。这些教材以大量的练习曲为主，从而方便一线教学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任意选择练习曲进度的使用。总体结构在初级、基础、中级、高级四册综合练习曲集的基础上，再根据不同专业的情况编写若干册技术专项练习曲集、重奏曲集与合奏曲集，如弦乐器的弓法练习、换把练习，弹拨乐的过弦练习、弹挑练习，吹管乐的流畅练习、快速练习，打击乐的滚奏与轮奏练习、特殊技巧训练等。

另外，关于地域风格的训练，是我非常关注的一点，也是我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及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强调西洋乐队中的乐器注重交响 ，中国乐队中的乐器注重交流。其实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应该是一个层面上的话题。中国乐队中的乐器注重交流这不乏道理，像戏曲音乐以及河北吹歌、江南丝竹等皆如此。但大家是以西洋乐队管弦乐形式来比对中国民间音乐，大多数人并没谈及西方民间音乐那一部分，好在我们还听过了一些如斯拉夫民间乐团、罗马尼亚民间乐团等的演出，那可就与贝多芬、莫扎特相去甚远了。所以说，民乐教材不能忽略了地域文化与风格特征这一训练过程。比如二胡在这方面的教学至今未能形成训练的体系，这首先表现在该方面的教材建设未成体系。以往出版的风格练习教材，只是组织了部分相应风格的乐曲一两首，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都照顾到了又都不周全，这样很难达到风格训练的要求。比如，秦地风格的技术体系到底包括哪些技术？我以为，在这方面，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王曙亮老师可说是颇具前瞻性眼光的先行者。另外，西安音乐学院在鲁日融先生带领下，着意打造的长安乐派，必然会较为全面系统地训练秦派音乐的技术，最终形成一种技术训练体系这是非常值得关注和借鉴的经验。在教学中如果局限于单一的个别技术或个别作品的形式表现，缺少了对地域文化与风格技巧的训练，效果也就较难得到满足。

教材的第二个方面应包括地域风格旋律练习。在完成风格技术体系后，紧接着就要训练风格旋律方面的练习，这一阶段的训练是连接技术与风格作品训练的中介。

教材的第三个方面应包括地域风格作品训练，而作品教学又称终极教学。这一阶段的教学除了风格技术、风格旋律的掌握，还有对地域文化、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地方语言表达方式等全方位的综合掌握程度，最终全部被融化于作品解答之中。

Q

短短几年的时间，人民音乐出版社民族音乐项目中心的工作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在音乐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无疑这得益于缜密的调研，科学的勾画，得益于您从学琴到教琴、从演奏到作曲再到出版这四十多年丰富的专业音乐经历所积累的扎实学养。这些年由您策划的《中国琴学研究丛书》《“名师”民乐作品演奏示范系列》《“华韵”民族音乐教材系列》《“哆来咪”快乐音乐教与学丛书》《一问一答趣味教育丛书》等系列教材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肯定也为出版社带来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吧？

张辉：“扎实的学养”不敢当，因为编辑工作的性质，很多问题都是浅尝辄止。但四十多年来确实也一直在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对待音乐。学琴、教琴、含辛茹苦再考大学并从事创作的二十多年算作一个阶段，投身到编辑出版队伍后的二十多年又是一个阶段，时间恰好各占二分之一。从1991年来到出版社，转眼之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这些年来，从音乐普及读物到考前辅导图书，从初级入门教材到中高级练习曲集，从传统音乐文献到经典学术理论，编辑、策划了三百余个品种，大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除了前边你列举的几套丛书外，还包括《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名派名家名段歌唱系列》《音乐知识小丛书》《金钥匙知识百问丛书•艺术篇》《中华名伶传奇丛书》等。尤其是《“华韵”民族音乐精品教材系列》，这几年已经出版了六十余册，从市场反映看，应该说是“一炮打红，稳步提升，销量倍增”。几年来，人民音乐出版社民乐类图书稳居全国各出版社音乐图书市场前列，像《怎样识简谱》《怎样写歌词》《古筝入门》《二胡基础练习三百首》《笛子基础教程十四课》《古筝基础教程三十三课》《古琴曲集》等多部图书，均保持在年销售万余册的高水平，从而获得省部级优秀畅销书奖。古琴、琵琶、阮等专业教材也同样业绩颇佳。良好的销售业绩不仅为出版社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华韵”这套民族音乐教材真正成为了民族器乐学习的“车尔尼”教程，许多院校的教育家也因此慕名而来，愿将自己精心写作的器乐教材列入到“华韵”系列，这使我们真正看到了民乐教材科学化、系统化、统一化建立的雏形，也看到了民族器乐教学体系化建立的远景。不仅如此，考虑到我们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国家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事实，为了能使中国音乐逐渐地走出国门，满足世界各地人们学习中国民族器乐的热潮，《“华韵”民族音乐精品教材系列》的大部分教材都采用了简谱、五线谱两种形式，目的就是适应国外学习者的使用。

Q

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句话：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很鼓舞人心的话，假如说再给您二十年时间，您会……

张辉：这个比喻有点“接不住”啊！我虽有那个心但不具备那个胆量和条件，所以，这个比喻从时间、地点到条件都不合适。再者说，编辑出版工作不仅需要“学历”，它更需要的是“学力”，是经验与积累，所以我只有默默地从心底里祝愿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扬光大，蓬勃发展，真正从内心充满自信与自豪，再踏踏实实地把一部一部“基石”垒起来。正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才是我们出版人应尽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