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0日，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刘旭光教授，于上海音乐学院汾阳路校区中楼414作题为《革胡：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的专题讲座。本场讲座系上海音乐学院“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系列学术讲座”之一，由科研处主办，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到场聆听。讲座伊始，科研处处长王旭青教授对刘旭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研究方向作简要介绍，指出其长期从事美学原理、艺术哲学与美术理论研究，此次则以“革胡”这一具体音乐个案为切口，旨在放大并透视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与内在逻辑。

刘旭光教授首先从“如何做研究”谈起，强调学术研究的根本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通过研究对问题作出回应。在他看来，任何艺术作品、艺术现象乃至一次演出，均可视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回应。因此，研究者不应仅停留于作品表层形式的描述，而应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循此思路，刘旭光教授结合自身数年前观看民族交响乐团演出的经历展开分析。他谈到，自己原本将“民族交响乐团”理解为以民族乐器完成交响化演奏的乐团，但在实际聆听过程中，注意到乐队编制中出现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等西洋乐器。正是这一细节，引发了他进一步的追问：民族乐团为何需要借助西洋低音乐器来完成演出？

围绕这一现象，刘旭光教授进一步指出，革胡的产生与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在现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低音声部缺失问题密切相关。随着西方交响观念、和声意识及现代听觉审美的传入，中国传统民族器乐合奏原有的音响结构受到新的审视，低音不足、和声层次薄弱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回应现代音乐对低音支撑与整体音响效果的要求，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革胡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被创造出来的：一方面承担着补充民族乐队低音声部的功能，另一方面亦寄托着以民族乐器体系回应现代音乐需求的努力。因此，革胡不仅是乐器改革实践中的一项成果，更是近现代中国艺术在面对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与现实需求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回应。

在此基础上，刘旭光教授进一步提出，“革胡”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可推广至多个艺术门类的“革胡现象”。例如，民族舞蹈训练中引入芭蕾基本功，中国画教学中吸收素描与写实体系，民族唱法与美声方法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以及民族交响乐、民族芭蕾、《梁祝》《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作品的诞生，均可视为类似的文化现象。在他看来，这些现象背后均牵涉民族传统、现实需要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关系，而三者在过去一百余年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处于对话、博弈、交融、调适与相互吸收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国近现代艺术理论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意识。

从革胡这一具体个案出发，刘旭光教授进一步提炼出近现代中国艺术理论话语中的四个核心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性，即如何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确证中国艺术的独特性、独立性与民族性；其二，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即如何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并重建自身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其三，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社会性，即艺术如何在社会结构、传播方式与现实需求的变化中承担新的功能；其四，中国现代化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即“艺术家”这一现代主体如何在新的文化体制中被重新定位。刘旭光教授认为，这四个问题共同构成了近现代中国艺术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域，若进一步加以凝练，则可归结为“基于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艺术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

在对四个问题的阐释中，刘旭光教授特别强调，艺术的社会性问题在近现代中国艺术发展中具有关键意义。他指出，艺术形式的变化在更深层次上受到现代国家建设、社会功能拓展、传播媒介更新与大众文化需求变化的推动。传统艺术形式原本主要服务于礼乐文明、宗教祭祀、家庭娱乐与个体消遣，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艺术必须适应舞台演出、公共传播、国家形象建构、意识形态表达与大众审美教育等新功能的需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音乐需要低音部，中国画需要“画得大、画得像”，古琴亦需借助扩音设备进入更大的公共空间。由此可见，革胡并非仅仅是乐器改革的产物，更是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需求推动下进行自我调适与功能重构的结果。

除四个核心问题外，刘旭光教授还从思想史角度概括了近现代中国艺术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为了承认而斗争”，即中国艺术在近现代语境中首先要确证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争取民族传统、民族艺术与民族性话语的合法地位；第二阶段为“相互承认”，即在自我确认的基础上，承认西方艺术及其技法、观念与制度中具有启发意义的部分，并加以吸收转化；第三阶段为走向“团结共生”，即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形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艺术观。就革胡而言，它既是“为了承认而斗争”的结果，也是“相互承认”的产物：一方面坚持中国民族音乐应有自身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低音乐器在音响结构上的合理性，并借此改造中国民族乐器系统。

讲座尾声，刘旭光教授与现场同学围绕“四个核心问题中哪一个最为根本”展开互动交流。刘旭光教授提出，若只保留一个问题，他更倾向于保留第三个问题，即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艺术社会职能变化，该问题在他看来是推动近现代中国艺术转型的核心动力。科研处副处长孙剑在总结中指出，本场讲座所呈现的"以个案追问问题意识"之研究路径，对青年研究者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强调了在学术研究中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本场讲座以“革胡”为个案起点，深入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形成与展开的基本逻辑。刘旭光教授并未将革胡局限于单纯的乐器史研究范畴，而是以其为钥匙，层层解锁了中国艺术在民族性建构、现代性转型、社会性表达以及艺术家主体性塑造等多个维度的深层议题，构建起个案与宏观文化语境的紧密关联。讲座既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亦展现出由小见大、由个案进入整体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启示。对音乐学、艺术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场讲座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革胡”的历史意义，更启发我们思考：面对近现代以来中国艺术持续展开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今天的研究者与创作者应当如何继续回应这一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