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音袅袅——胡志厚》

口述人 | 胡志厚

编者按：

关于胡志厚老师，我们可以轻易了解到他的“多重角色”——舞台上他是成就卓越的管子演奏家，教室里他是管子专业音乐教育的耕耘者，书房中他又是一位传统管乐文化的研究者。而如此丰厚的人生经历由何而来，在遥远的、我们新一代无法想象的历史浮沉中，这位耄耋老人当年又是如何“无心插柳柳成荫”走上管乐之路......

2019年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组织了系史活动，我们整理并刊出当时活动采访人与胡志厚老师的采访实录。在万余字的问答、口述中，清晰描绘出这位新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的“来路”与他心中对管子艺术的追求与坚守，也希望这些文字可以成为胡志厚老师更全面“人物志”的补充。

采访人：智凯聪

文字记录：毕乙鑫

采访时间：2019.6.28上午&7.5上午

*华音整理编辑相较于原文有删减

Q1

您出生于1941年，在那样一个动荡年代里，您是如何接触到音乐并开始学习音乐的？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之前的经历是怎样的？

胡志厚老师：对。在我儿时那个年代，学音乐的要么是受到家庭影响，比如家里世代都是搞音乐的，是家传；要么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以接触到音乐教育，而我跟这些完全不同。

我家里很贫穷，老家是安徽长江边上的小城镇。我两岁时，父亲因日本飞机轰炸去世了，母亲不识字操持家务，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经济的来源。我母亲只能靠给人洗衣服、缝衣服来赚取微薄薪水，生存都很困难，所以我当时不可能上学。很多人采访时问我的童年，我说我没有童年。我对童年的唯一记忆，就是长江边发大水，家里没办法，把我放在一个大木盆里，漂到那里算哪里，没有人管我。所以对于我的童年，说句很感性的话，是很悲惨的状态。

我记得我6岁时，家里欠了很多债，我大姐夫在一个江边给一个私人作坊摇纱，冬天要把纱放在水里泡，泡完之后再摇，摇完之后手上全部是血。干完活之后向老板借几捆纱，拿去卖掉换点钱糊口，总要活下去啊。我记得当时一到晚上我就特别害怕，要债的就来了，我就总躲到母亲后面，要债的人已经威胁到家庭能否存在了，因为当时社会非常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打了个包袱，秘密逃到了上海。

我二哥在当时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被抓到了上海，是海军。他们的军舰当时就停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口那。我记得特别深刻，荣华路57号是个茅草房，东家姓仲，叫仲记先，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一生的转折点与他有关。当时有地方招工做摇袜子的工作，我大姐虽然不会，但是为了生存硬着头皮去了。刚好当时有一个地下党是技师，看她出身挺苦又什么都不会，就教她一些技术，我们才有口饭吃。

对读书我一直有强烈的渴望。我大姐白天摇袜子，每天晚上回来就写几个字，大姐也是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也很浅，就教我几个字。没笔没纸，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每天大姐回来检查我，我就在院子里给她画。因为我确实很希望能读书上学，所以我学得比较快，她教我五个字，我基本上能把这五个字记住了。我就记得当时，“一辈子”的“辈”，我当时觉得这个字好复杂，两天都没有记下来，所以挨了一顿骂，大姐说：你这辈子就该受穷。这是我记忆特别深、对我刺激特别深的一句话。第二天我就把这个“辈”字学会了。

解放以后，1950年的时候，因为我姐夫是工人，当时工厂有了子弟小学，我作为工厂子弟就可以上附属的小学。

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我后来走上了音乐之路。当时子弟学校每天早上有一个仪式，升国旗唱国歌，开始都是老师指挥。后来校长很英明，（我记得校长叫高峰）他就提出让学生来指挥。找很多学生上去都不会指，大家哄堂大笑，就一个一个试，最后就指着我说“让那小子来试试”。很奇妙，我一指挥，大家唱得很整齐，而且唱得很有力量，从此以后我就被任命为学校的第一指挥了。正好这时候，上海举办中、小学合唱比赛，在跑马厅，很大的场面。我是破锣嗓子从小就这样，所以我连合唱队都进不去，他们排练时候我只能偷偷听听、看看。就在这时，上海市委教育局出了一个文件，要求指挥必须是学生，所以老师不能参加去这个活动了。这怎么办呢，校长说，咱们不是有第一指挥吗，让胡志厚去指挥吧，就这样把我带上去了。当时指挥台是一个小凳子，我站在凳子上指挥。这次指挥我拿了全上海市小学第二名。之后我“一举成名”，是学校里最好的指挥，会唱国歌，所以有什么文艺活动大家都推选我来做。

1952年，正好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到上海招生。当时马思聪院长带领全校师生去淮北，也就是我的老家安徽，在淮北工地上有一个孩子，叫朱仁雨，唱得一嗓子好山歌，而且能看到什么唱什么，现场编词，唱的非常棒。马思聪看到就觉得太棒了，这么好的孩子，这么有天赋，于是就直接把他从淮北工地带到了音乐学院。正是因为如此，马思聪决定要招收一些贫苦家庭的孩子。

当时中央院来招生，因为要招工人子弟的孩子，校长就推荐了我。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以为选不上，因为老师没跟我说学音乐，老师也不知道音乐学院在天津，他以为就在北京。老师跟我说：“北京有个学校吃饭不要钱，读书也不要钱，你去火车票都由他们管，你去不去？”我一听“天上还有这种馅饼”？我说“傻子才不去”。当时我家吃饭都困难，菜都是从菜市场捡来的菜帮子。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吃姜，到现在都吃，没菜了就米饭伴水再吃姜。所以当时说吃饭不要钱，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就说我绝对要去。

我一说去，连家里也没通知，任何人都没通知，我的音乐老师马宗浩老师就领着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报了名。初试我们学校带了3个人去考，另外两人未进复试，只剩我一个人。

复试时我的考官是黄国栋，是当时的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他的耳朵非常好，弹一个音让我唱出来。我一看钢琴，我说它怎么会响，我觉得很奇妙。我说我们学校也有，但是要踩才能发声。他弹一个音我就唱一个，我偷偷看他的打分：9.7，9.8，9.6，9.9，10，我心想我的分数还挺高的。考完这一项后，黄老师说我弹两个音，你唱出来。我说不可能，我就一个嗓子我怎么唱两个音？于是他教我怎么唱，他弹完之后我很顺利的就唱下来了。然后他问三个音行吗，我说怎么越来越难，他弹完之后我也唱下来了。他看看我说，你给我唱个歌行吗？我说绝对不行。他说为什么呢，你们没有音乐课吗？我说有音乐课，但是我的嗓子难听，我们学校合唱队都不要我。他说，你老师最近教你什么歌了？我说《人民的战士人民的兵》，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始唱，唱了几句黄老师就说停，心想我嗓子声音那么难听，肯定没戏了。

过了几天，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后来学校还很隆重地开会欢送我，老师特别为我写了一首诗《我是人民音乐家》，让我当着全校同学朗诵，我念出来了。我当时没有什么骄傲不骄傲的，就是想心里踏实了，这回吃饭有着落了。当时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挺没出息的，11年在那么样的苦水里长大的，有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上天了。我的音乐之路就这样打开了序幕。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于天津绍兴道合影（右一站立者为胡志厚）照片源：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Q2

请您介绍一下在您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学习时的情况？您是如何开始跟随杨元亨先生学习管乐的，背后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胡志厚老师：我从上海坐车到天津，学校安排我们跟大学在一块。当时少年班的学生，第一年必须学钢琴。我记得我的老师叫陈文，第一节课学弹《东方红》，我特别高兴我能弹出东方红的曲调来，我的第一次回课就是90分。第二次课教我们弹的是陕北民歌《脚夫调》，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有感触，所以我有感情地弹了下来。我学钢琴挺顺利的，可是我爱打篮球，把手指头搓坏了，这个手指头可以直，另一个手指头就是弯的。另外我的手也小，弹八度很困难。对专业的选择，我当时没有什么认识，但我总有我的想法，钢琴特别棒，但我学不来。

一年后开始分专业：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就这三个专业。大提琴有点太大了，我的手够不着，后来就选了小提琴。分到的老师是盛雪老师，是盛中国的父亲，中国第一代的小提琴教授，非常有经验。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打我，不是闹着玩，真打。我性格比较野，因为从小没人管我，受不了这种管制，有逆反心理。

有一次特别逗，小提琴学习演奏会，我去院部的大礼堂演奏，刘诗昆给我伴奏，他高我一届，我们关系特别好。当时严格的老师有逆反心理，我很少练琴，我在台上拉着拉着就把谱子忘记了，开始瞎编，刘诗昆一听到我瞎拉，他也开始瞎弹。刘诗昆多棒啊，他怎么弹怎么是，我一听到他弹得那么好听，我就跟着他，跟“二重奏”似的，他弹一句我就和一句。第二天上课，我心想完了，都不敢进教室，怕老师打我。我把琴拿在手里，我心想“你打我，我就把琴扔给你，你一接琴我就跑了”。没想到盛老师说：我不打你，真不打你！我就犹犹豫豫进去了，他说：“你行啊，你不仅是演奏家，还是作曲家。”我也不敢还嘴，知道是自己错了，我在台上瞎拉来着。这就是当时我学习小提琴的趣事。

后来开始学习管乐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记得当时学校组织看了一场《舍赫拉查达》的电影，就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写的《一千零一夜》，其中大海的前奏，有一段单簧管的solo，我一下子就迷恋上了，太好听！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学习管乐，小提琴不适合我。很奇怪，我根本不懂怎么选择自己学什么，但是一听到这个我就决定要学管乐。

正好这个时候，管子演奏家杨元亨先生来北京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听了非常激动，觉得他吹的很棒，还问了他的年龄，并叮嘱他保重身体。并跟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吕骥说“他吹得那么好，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太好，要赶紧配学生跟他学，这样的传统艺术不能失传了。”学校要落实主席的指示，决定从附中寻找学生跟杨元亨先生学管子演奏。正好听说真有个学生不好好学提琴，非要学管乐，叫胡志厚。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转学了管乐。学校做了决定之后，盛雪老师不同意说：很难得碰到初学学生在台上忘谱了，居然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能自己从头到尾编完，听不出痕迹，好像是一首完整的曲子。可是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出了决定，也是我个人的选择，他也没办法。

我学管子学得很快。第一堂管子课，是拉二胡的陈振铎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是刘天华的学生），他带我去见杨老师。我老师很了不起，虽是农民识不了几个字，可是他为了教学生，那么大岁数学简谱，因为他以前用的都是工尺谱。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好，不像现在60多岁的人都还很健康，农村生活条件很差，当时身体已经不好了。第一节课他给我画了一个管子，哪个孔吹什么音，给我画好了，把乐器、哨片都给我准备好。我拿到之后，他吹了一遍我就听，他吹完让我试试，我就一遍吹下来了，冥冥之中我好像跟管子有缘似的。他问我以前吹过吗？我说我都没有见过，但毕竟我学习音乐三年了，对谱子、对接受乐器我不生疏，所以接受很快。

他还问我的家庭、身世，我如实回答，他很同情我，因为他本身也是农民，很苦。他对我说：“孩子你好好学，你每天都来，你只要有时间你就过来，爷爷教你。”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一样，第二天我就去了，回去以后就是玩了命地练习，把整首曲子背下来。我记得第一首曲子《迎春喜》，我背下来了，他惊喜得不得了。那个时候附中的课程很紧张，有时候一天七、八节课，而且大学和中学都不在一个地方，每次我就跑着过去上课，争取一些时间。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学了6个月左右，学校开演奏会，杨老师领着我去，他拉二胡给我伴奏，因为他有哮喘病，当时已经吹不了了。我站着，老师坐着，我刚要吹，老师站起来了，他说：“这个学生我这一辈子没见过，我教了那么多徒弟了，这么肯学、这么会学、这么能学的学生，我没见过，他今天如果表现不好、吹不好，那不是他的原因，那是我的问题。”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吹完之后，全校学生给我疯狂地鼓掌，都鼓励我，我心里特别感动，从此以后我的管子演奏就成了当时少年班每次演出时候必有的节目。

我学得很快，放春假时别人都看电影、玩去了，我早晨没打起床铃就起床，从窗户跳进琴房，我们琴房当时在一层，就是小平房。为什么“跳进去”呢，因为我都是提前一天晚上把门插好，不允许别人跟我抢我琴房，我把窗户虚掩着，到时候我就跳进去，趴在钢琴上睡，等一打起床铃我就开始练琴。一打吃饭铃我就从窗户跳出去，窗户虚掩着，吃完饭再跳进来。一直到晚上，打熄灯铃的时候我再跳出去。当时放春假没有课了，我每天就是这样生活，一天练琴时间不会少于10个小时。等放完春假了，我去找老师上课，杨老师见我吓一跳，看我瘦了很多，圆脸都变成长脸了，问我：你病了吧？我说我没有。杨老师又问：你还能吹管子吗？我说我天天吹。老师说：那你吹一曲我听听。我就开始吹了，我还没吹完，老师就把我管子拿下来，一把把我抱在怀里，说：孩子，你练得太苦了。我跟我老师的感情超越父子，因为我没有父亲，我对亲生父亲一点记忆都没有，因为我家穷，连照片都没有，所以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在杨老师身上我感受到了父爱，很亲切的感情。

我跟我老师的故事能讲三天三夜，我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老师哮喘，冬天必须进医院，在医院里度过。我当时每个礼拜天，必须要去医院看望老师。从学校走到大光明路口，在天津过海河需要1分钱摆渡钱；过了摆渡，从大光明电影院到天津医院需要4分钱，所以往返就是1毛钱，我还剩了4毛钱，就买点梨等东西带过去，所以5毛钱就这么消耗了，一个月四次也就是2元，正好是我每个月的助学金。

有一次，门口卖梨的天津鸭梨特别甜，花了4毛1，我就忘记想我回去路费怎么办了。进医院之后，帮老师把痰盂倒掉，擦了身上，同一个病房的人问“这是你的孙子吗？怎么跟你那么好啊，真有福气啊老人家，有这么好的孙子，每个礼拜天放学都来伺候你。”我不言语，我老师就点点头，也不说破我们的关系。那次回去花掉4毛1分钱后，到了摆渡口，要上船了才发现我只有9分钱了。天变了，乌云上来了，当时是冬天啊，我才十几岁，不像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很成熟，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掉眼泪了。船工摆渡回来看到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趴着不回去，是让家里揍出来了吧？我一听他说的话，心里太委屈了，我就“哇”一声失声痛哭，我抽泣着解释说是为了给我老师买梨，多花了1分钱，回不去学校了。船工听完说，哎呀你早说啊，爷爷给你带过去不就完了，1分钱算什么啊，你哭什么呢。然后船工就把我带回去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分钱逼倒“英雄汉”，直到老师去世前我也没跟他提过这件事，因为他会伤心的。

杨元亨（1893-1959）

照片源：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中间很多事情我就不说了，我就说一下我老师去世时候的事情。回老家之前我到他家一进去里屋，他就说你到外面去，最后给老师吹一曲，我吹的《后山坡羊》，这是一首昆曲曲牌的名称。很奇怪的是，我老师有哮喘会经常咳嗽，当我吹完最后一个音之后，安安静静，没有咳嗽的声音，没有任何声音，我轻轻放下管子，蹑手蹑脚去里屋，看到我的老师坐在炕上，披着被子，面前的褥子都是湿的。我一边吹，我的老师一边哭。他一把拉住我的手，从炕席里面拿了他的工会纸，说孩子，留个念想吧，因为上面有他的照片。老师拉着我，对我了一句话，说“孩子，我对你一半放心，一半不放心。”我当时也没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离开了他家，这一切我都记不清了。

他是在老家去世的，学校和我都不知道。两个月后，刘恒之（当时民乐系系主任）让我去看看老师。于是我从会计科支出了20元钱，买了两瓶酒、两斤茶叶、两条大前门烟，我带着这些东西，高高兴兴、迫不及待地去老师家了。到了老师家，我师娘走出来告诉：孩子，你师父走了。内心深深的打击感让我不知作何反应。

当我平静下来后，师娘跟我说：那天晚上，你师父觉得不行了，他一直在喊你的名字。我们大伙也没办法，因为你也不在，就骗他说志厚来了。师傅说：把志厚的被子铺在我身边，在我身边躺下，家里人真拿了一床被子铺在那了。过了一会，他又喊志厚……家里人说来了来了。他就开始摸，说怎么没给拿枕头啊，我师娘就拿了枕头。农村的枕头是圆的、长形的，我师父摸着枕头以为是我的脑袋，按着我的脑袋这才咽了气，闭上了眼睛。

所以我跟我师父的感情，传统音乐为什么叫代代相传？为什么叫传承呢？不只是音乐的传承，更是人，人是有血脉的、有情感的。研究所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关系研究时，第一个要找的就是我，讲我跟杨元亨传承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口号太多了，立德树人等等，实际上就是讲点良心吧，老师对学生要有良心，学生对老师要有良心。你想啊，在老师临死时候摸的是我，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家里的所有亲人都在场，可是他想到的就是他的徒弟。所以这份感情我没法再说了，血脉相通的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感情，他把我作为他生命的延续，把我作为他艺术生命的延续。因为管子他托付给了我，他一半放心是我学的很用功，一半不放心是你能不能把它传承下去。所以，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前几年我生了一场病，刚从医院回来我的身体虚弱到极点，当时怀疑是癌症晚期，查了个遍，精神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受到很多摧残。从医院回来第二天我拿着管子来了，真吹不动啊，怎么办呢？我需要力量，这个力量不是觉悟，也不是这个思想那个思想，是把我老师照片放在面前，想让他在天之灵听到我吹管子的声音。人连着人才是大众，才能把事情继承下去。

我说的这些话，距离这个时代太遥远了。真正的情感，过去东西虽然很苦很苦，但就像茅台酒一样，陈年老酒，留在我心里的不是苦涩，而是醇香。虽然我是马上进入80岁的老人了，还是像儿童一样，我欣赏的、怀念的这份感情，在我咽最后一口气时，我还是要幸幸福福地回忆过去的历史。

Q3

后来您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读大学时，让您印象深刻的学习经历有哪些呢？

胡志厚老师：进入大学之后，具有了独立性、自主性。当时民乐系招了7、8个学生，不像现在这么大规模，附中直升的只有我一个。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迁至北京后与师生们合影（胡志厚最后排右1）照片源：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我特别想说的是，不能忘记赵沨院长对民乐系的特殊关怀。很多人说赵沨院长很洋派，每天叼着烟袋锅，风度翩翩，潇洒自如，外套永远不会系上扣子。他对民族音乐、民间音乐谈了非常多的建议，但是我们并没有落实。他之前设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建立民族音乐部，把演奏、作曲、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可惜各方意见差距太远，一直都没有落实下来。第二，他要求学生一专多能，不能像钢琴、小提琴这样，学生学习的方法不能跟这些西洋乐器一样，应该把我们一专多能的本事继承下去，如阿炳会多少东西，很多优秀的民间音乐大师都是一专多能，能够演奏多种乐器。一专多能就是相当于把地基打宽，赵沨院长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们学校一直都无法实现，现在就与他的这个设想越来越远。

赵沨院长对民乐的重视我本人有很深刻的体会，很简单，因为我大学时没有老师了。赵沨院长指示，让我寒暑假到外面去学，他把我放到山东去，20天我跟魏永堂学唢呐，一天的练琴时间不会少于10个小时，回来以后我就可以独奏了。他又让我去学潮州音乐，我回来也直接上台演奏，汇报演出时的两首曲目《粉蝶采花》和《抛网捕鱼》，这两首都是获得金质奖章的曲子，是潮州音乐重要的代表性曲目。他一方面是把我放出去，另一方面是亲自把我带出去。赵沨院长老家是开封市，姐姐是开封市曲艺协会的主席，所以他对传统音乐、对中国音乐有感情，跟他家庭环境是有关系的。

我记得，我们两个晚上坐火车去开封，半夜到达后坐三轮回家。到了之后，带我去听豫东地区调研的吹管乐民间艺术家汇演，告诉我你都要记住谁是谁，不要忘记他们。等我回来之后，赵沨院长让我把他们请到学校来演出，让我跟他们一起排练。于是我又去了开封排练了一星期，后来带他们到大礼堂（现在的王府音乐厅）演出。当时赵沨院长，在60年代，能把这样“土得掉渣”的民间艺人请到学校来演出，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得非常长远。他对民间音乐认识非常深刻，他是有感情地去做这些事情。

1980年，赵沨院长率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团参加洛阳第一届牡丹花会演出活动。第二排站立左4胡志厚，左5赵沨。照片源：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后来洛阳第一届牡丹花会他准备带我去演出，问我准备吹什么曲子，我说我要吹《大起板》，他说我不记得你吹过这首曲子啊。当时他非常了解我的演出曲目，因为我一周两到三场演出他经常听。我说上次去河南开封，学会了闷子的曲子《大起板》，这次就改编演奏。闷子是竹管乐器，不像管子、唢呐、笛子，上面的长哨片类似唢呐哨片，声音有些沙哑，类似人声，非常有味道。他们当时在排练时，每天早上8-10点就排练这首曲子，我就在听，学习所有的技法、动作和节奏等。整整一个礼拜，我每天都在跟艺人学习，要放下架子拜师父，跟他们同吃同住，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隔阂。

我之前也学过河南豫剧《银环下山》，后来豫剧团来了，我把板胡老师请过来。因为我有两个学生是从南阳招来的，一个拉板胡，一个吹笙。每天晚上9点之后，我与他们一起吹，我让他们带我，把我的感情带出来。后来豫剧团来了，给我评价说：“你的气口也对，谱子也对，感觉也很棒，音色也很好，只有一条，是河北人学河南话。”所以我知道了这种学法是不行的，从艺术到艺术是不行的，一定要从生活到艺术才可以。

首先要熟悉人，活生生的人，从他这个人到我这个人，我从他们心理掏东西到我心里来，要了解他的心理与感情，只有你的感情跟他的感情交融了，这样才行。到了河南洛阳之后，我跟他们就说了这件事，说我是河北人说河南话，我今天吹给你们听，你们听一下有没有从河北到了河南？我就在开幕式上吹了《大起板》。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是河南人说河南话，比我们说得美。不是恭维，有鼓励我的意味在其中，但至少我是脚踏实地跟人学习。学习民间音乐的过程，学问非常大。

Q4

您在后来的教学和演奏实践中特别重视采风工作，先后挖掘整理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和《山西恒山笙管乐》这些古老的传统音乐，能否给我们讲讲您的采风经历？这些采风经历对您的演奏和教学有哪些影响？您在采风后对对这些传统音乐有些怎样的感受和认识？

胡志厚老师：这两部音乐，我都录成了唱片，产生了世界级的影响力，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智化寺学习，我下了三年功夫，我带了全体教研室的老师，每周四下午2点在广化寺大殿里集合，必须开始调音，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都要2点之前到，2点准时开始。老师们都知道胡老师说话不是闹着玩的，大家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咬着牙去坚持。

教我们的是智化寺的绪真师父，他是残疾人，小时候被寺院收养，智化寺让他学音乐，他耳朵很棒。我第一天做了案头工作，一个套曲48分钟，相当于一部交响乐。去了之后，我要求所有老师都要带笔，记录下每一个老师的指法、力度等细节变化。师父吹完之后，我说让老师们演奏一遍，给师父吹一遍，吹完之后，师父没说一句话，我就说再来吧。

第二次我去，提前了半个小时，我把他扶过来，他说了句话吓我一跳，他说“胡老师，上次你们来我哭了一夜。”我心理咯噔一下，马上跟师父道歉，我说：徐师父，我们是门外人，很多礼节、该怎么说话都不懂，您就当收我一个徒弟，该怎么说我怎么说。他说，“胡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我一辈子都给了智化寺了，我就守着智化寺这些东西，多少人想要学，但没有学到精髓就走了，都没学成，我这辈子遇到第一个又想学、又能学的人终于来了，我这辈子算是有了交代了。”

他是把他的艺术当成命来守着，我们将音乐作为产品，作为票房价值，而他们是当命守着，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他是将音乐与他的命运合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学到一定程度了，京城有一件很惊动的事情。班禅大师，当时的佛教会会长赵朴初，北京所有佛教寺院的住持，音协的主席副主席，全部都集中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听我们演奏了一场，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将全程拍摄成影片，那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佛教会会长赵朴初讲话时，说“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

1986年3月30日，由我校教师与佛教界人士组成的“北京佛教音乐团”，在北京佛教协会所在地广化寺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出席并讲话。照片源：中央音乐学院档案馆校史馆

后来智化寺要出国演出，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去。因为绪真师父是残疾人，考虑到要跑那么多国家，走那么长时间，怕他出问题，于是让我去坐他的位置，演奏头管，相当于乐队首席。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不可能，徐师父往那一坐就是智化寺，我怎么可能坐到他的位置，我是音乐学院的，我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徒弟。领导说已经决定，但我心中非常惶恐，不知道怎么面对师父，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开会时，宣布名单前，师父讲话说：“这次出国演出很重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带到国际上，我去不了，希望让胡老师代我出国，他能代表智化寺，他能代表我。”当时出国很不得了，巴黎、瑞士、柏林都是大家向往的地方，谁不想出去见识异国风情，不都有在国际舞台上演奏的愿望嘛！可是你看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残疾人，他应该去啊。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的太感动了。跟民间艺人学习，学的就是这种精神和品质，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他宁可被饿死也要把徒弟教会。我们要说伟大，这不就是伟大吗？所以学习民间音乐，是要深入生活，深入学习传统音乐，而不是我们高人一等，不是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

1994年，以袁静芳为团长，胡志厚等人为副团长的中国传统音乐演奏团，赴台湾举办了5场北京智化寺京音乐音乐会。

要发展民族音乐，继承传统音乐，我们的这颗心最重要。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是庄子的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现在党的重要口号。所以学习传统音乐、继承传统音乐，我们不能忘记初心。现在不存在技术问题，可以录像、拍照、记谱，而是要继承、体会、感受老百姓的思想和感情、老百姓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Q5

作为一个演奏家，您认为在舞台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您还创作、改编了很多作品，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胡志厚老师：我演出活动很多，演奏的精髓是在不断地演出中逐渐体会出来的。讲几次演出的经历吧！

有一次去首钢演出，我吹了五个曲子了，观众还在喊。我在一号高炉干过活，是正经八百的钢铁工人，我在那创作了《炉台的春天》。所以当我吹完五个曲子了，当时就有人喊“别让他吹了，让其他的人都演完，再让他重新吹。”当时学校的负责人与工会人员联系，在现场开了座谈会，问“为什么钢厂工人喜欢管子演奏？”他们回答“觉得他吹的就是在与我们说话一样，就非常喜欢他。”这是我的一个经历。

另一个经历，我在房山县，在山谷里搭了一个舞台，四处都是喇叭，山谷里有多少万人在听，很隆重。我就站在高台上，一个曲子接一个曲子吹。吹完之后说今晚不回去了，住在工地的工棚中，当时所有人都拉扯着我要我住在他们工棚中，给我的感觉就像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家，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用音乐来连接。因为我的音乐是从自己心里流畅出来的，流淌到他们心里。这样的演出，才是真正的心连心。

1986年在法国演出，在埃菲尔铁塔旁边，有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和国家音乐厅两大建筑，我在里面演出。当时我吹了《高山流水》和《返魂香》，是师父教我的道教传统音乐，当时没有任何伴奏，二胡、琵琶、管子，就三个人各自演各自的。后来演出完毕我就去了后台，随后翻译进来请我出去，说很多观众都在等我。有一个法国画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在舞台上演奏，就一个人没有伴奏，就这么一个形制非常简单的乐器，单一旋律进行的乐器，可你在舞台上我们都要跟着你的呼吸来呼吸，我们舍不得每一个音，我想问你的演奏艺术的美学原则是什么？”这不是简单的问题，问到了美学原则。

当时很多人围着，担任翻译的是文化部对外司司长邵纪元和当地的留学生，三人等着我说长篇大论，因为这么大的问题，这么隆重的场合，要讲清这么大的问题很难。我回答“对我个人而言有一个原则，我在舞台上就是谈心，把我心中想说的话通过我的音乐、我的演奏传达给观众。我不希望你们关注到我的技术层面多高，控制能力多好，那是我演奏的失败。而是希望谈心，把我心里话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原则。”法国人一下子眼睛亮了说“我懂了，这是中国的哲学、东方的哲学。”我说“可以说是东方是哲学，也可以说是东方的智慧，艺术不就是表达内心嘛，我就想表达我的内心。”

还有一次我在台湾演奏《江河水》，也是被人围起来。他们说“胡先生你把我们的心都吹碎了。”我说“谢谢你，我们是一家人，我的心跟你的心是一样的。”美国报纸评价我：他演奏的每个音似乎都是在跟观众说话。这条评价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的音乐是在表达我的感情。我在哈佛大学讲，我用5000年积累下来，老祖宗告诉我的话，来与大家交流，所以我为什么在舞台上有信心、神情自若、沉醉其中，就是因为这个。我没有更多想法，就想通过一场演出与在场人谈谈心，聊聊天，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了。

早些时候我演奏，最大的要求就是观众给我鼓掌。一口气吹一个音，给我鼓三次掌，我才继续往下面吹。很自负，很欣赏自己，在台上很有激情。当时理论系蓝玉崧先生，我很崇敬他的才学，每年我在学校礼堂演出都要请他来听，我其实是希望他来骂我。因为我没有老师批评我，同龄人也不会来说我，连赵沨院长也不会说我，所以我就请他来。演完之后，他说了我四个字：过于朴素。当时我真接受不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比朴素更真、更美的了，朴素是最大的美，原话是庄子讲的一句话，我记不清了。为什么我朴素了反倒被不屑一顾。蓝玉崧也没解释更多，就甩给我四个字扭头就走。我当时真的想不通，后来慢慢的我就明白了，可能就在于“过于”两个字了，朴素传达出来的是艺术的美，是最自然的美，而“过于”就完了。从理论上，他敲了我一棒。

1962年与苏联关系破裂时，学校邀请了一位大提琴家来学校演出。节目单由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临时换成了欧洲古典作品，巴赫、贝多芬等等。我听了这场演出之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对艺术、对音乐的解释，发自内心的感觉，让我大为触动。音乐会一结束，我立即冲到琴房，写下了一篇日记：这场音乐会让我好像开始懂得音乐了。

我意识到原来我以前只懂得掌声，只知道观众为我叫好，现在打动了我，我开始懂音乐了。管子能不能更深层次地表达人的感情，而不是仅仅在一种风俗性的状态，而是生命性的状态，管子能不能找到？我一下子就开始懂得音乐了，音乐的教育是要自我教育。我要追求的不是表面的、风俗性、风格性的，我是要追求生活性的、生命性的东西。第二天，我就开始吹《二泉映月》，我不是为了要上舞台才吹，而是我为了改变我的思维，追求新的音色、新的表达方式，向感情和内心的深处走。

正在这个时候，学校的方承国先生开班讲古代汉语课，我一听就是十年。我每次上课都坐在第一排的最中间，我的笔记写得最详尽。方老师每次上课前，要看我的笔记来知道讲到哪里。他是我的朋友和老乡，但在这个层面是我尊敬的师长。《诗经》《宋词》我听了三次，另外他还讲了各种各样的专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题他什么都讲，丝绸、文房四宝、婚丧嫁娶等等。通过他讲我听课，我不说我懂得了什么，也不说我得到了什么，而是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

我看书要做读书笔记，所以我看书看的很慢，比如看《论语》需要三个月，《逍遥游》更慢。我问过方老师我应该从哪本书开始看，他说你读50本之后，你就知道自己该读什么了。我记住了他的话，从哪里读不重要，要先读50本。慢慢的我从经典著作出发，文论、画论等等都去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我潜移默化，意识到管乐的发展，想达到思想、生命的高度，就必须要有生活，与最底层的人有感情，同时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的背景下考虑演奏和发展方向。

后来我还转向了古琴音乐去演奏，去创作。《胡笳》是我演奏最多的乐曲，《阳关三叠》《离骚》《塞上曲》《雁落沙滩》《醉翁操》等一大批曲目就出来了。这些曲目非常好，我用古琴曲写东西也很有意思。有一次“笛管有情”音乐会与上海的古琴演奏家龚一交流，他说“胡老师你吹的全部古琴曲，我都有录音资料，你可以把古琴所有的作品都吹了，你需要什么资料我提供给你什么资料，因为你吹的很多东西，补充了古琴的感觉，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古琴音乐。”这个对我是一个启发。还有吴文光先生，他原本最讨厌别人改古琴曲，后来听过我的《塞上曲》等，跟我说能不能多写点，再大胆一些发挥，这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认可。这都是传统艺术、中国文化给我的灵感，很难讲出原则，这是一种感觉。

为什么弹古琴的被称为“古琴人“呢？因为他们把自己人文化了。台湾学者林谷芳，他在大陆很著名，他跟我说“胡志厚是把传统的、民间的管子音乐，赋予了人的文化。”所以在“笛管有情”演出时候，他选中了我的《胡笳十八拍》。从此，我对管子的认识就开始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而且在舞台上得到了验证。

比如我在德国演奏《雁落沙滩》，评论说这是一首完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我其实就用管子这件单音乐器在那吹，怎么会听出了小提琴协奏曲的感觉呢。我们知道《雁落沙滩》，在传统文化中对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且这是我老师留下的曲子，我觉得这辈子没白活，把管子音乐从民间提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下面的路还有很远，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一代一代做吧，希望年轻人能走得更稳、更扎实，让大众更能接受，不要向又奇又怪的方向走，那是一条死路。我不是实用主义者，但是我认为音乐从人心中来，也要到人心中去。如果不从你个人心中来，到不了别人心中去，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了三场报告，告诉他们到大陆去看什么，第一要看历史，不是看超市、高楼大厦、五星饭店，地下的到陕西去看，地上的到山西去看。第二建议花三天时间到山沟沟里去，到最偏僻的东西，跟着老农民一起生活三天，吃点他们的饭，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你们将得到这辈子最难得到的东西：懂得什么是善良。这份感情太真实、太美好了，无论是搞文化的、搞艺术的，怎么能让我们的教学慢慢接近这个。我不是说就要这么去做，因为现在没办法做了，大家都往城市跑了。但是贴近生活，走进人心，是我们今天应该做到的事情。我自己的创作有两大来源，一个是源自生活，我的基础和基地在小屯五队；另一个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要大范围看，视野要广阔，不要局限，这样你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独特思维。

Q6

您在教学方面成果非常丰硕，培养出了大量的管乐演奏人才，建立了管乐的教学体系，能给我们谈谈您的执教感受和经验吗？ 最后请您给现在任教的老师们一些执教赠言

胡志厚老师：因为管子比较冷门，学的人也比较少，生源不如二胡、笛子、琵琶专业的多，农村的孩子比较多。所以出人才需要下更大的功夫，毕竟与现代的文化和思维离得比较远，基础比较差。

管子这个乐器需要重新认识，现在主要都拿它当色彩性乐器，乐器本身确实有不足的一面，没有全音音阶，完全依靠自己控制。所以说演奏上的困难太大，入门太难，吹管子是一件苦差事，不像吹笛子。民间有句话，“千日管子半日笙，吹个笛子起五更”，形容笛子和笙很容易入门学习，笛子拿起来一会就能吹出声，吹《我是一个兵》用不了一个礼拜就大概能吹下来了。笙也是把位熟悉了、音调准了就行了，管子就不行了，功夫太深了，控制很难。

我认为管子是中国管乐中思想性最强的，表达思想的能力也最强，如唐诗中说“不知何处吹芦管，半夜征人尽望乡”。可以引发征人的思绪，一夜都睡不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部伎、九部伎、十部伎等等，歌舞伎音乐中都有管子，当时的筚篥，叫头管。黄翔鹏先生有表述，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头管类似于现在交响乐中的第一小提琴，演奏头管相当于现在乐队的首席。现在日本的雅乐中，依然保留着这个编制。所以管乐如何发展，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继承、发扬下去。我想它的前程是了不起的，不同于钢琴，不同于笛子，不同于琵琶，他应该有自己要走的路，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需要作曲家、理论家来为管子进行更多的设计和思考，出作品、出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使命。

今年过春节时我跟日本的雅乐团同台演出，最后在庆祝会上，我在台上讲了一句话，“天下吹管子的是一家。你们吹筚篥，我吹管子，咱们都为音乐事业努力。我的感触是音乐无国界，人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善良的东西会有共鸣。”台下观众听后很有感触，一定要与我合照。

我们现在都在讲树德，我要说多讲点良心。人民币可爱，人更可爱，人心更美好。不是说不要人民币，人民币可以要，但是要取之有道。现在很多取之无道，甚至非法的。比如现在招生越招越严格，难免背面做功课。我曾公开说过我们的招生考试，打分不是老师的打分水平低，而是水分太多了。什么原因？是钱闹的。所以教学要讲良心，你学的时候想要什么，那你现在就要怎么对待学生。我觉得心比天大，要讲良心，认认真真教学。水平低、经验不足可以不断修正自己，但是把心放上去，这是最重要的。用心去教，凭着良心去教，你才可能教出好的学生来。

胡志厚

著名管子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文化部“部级优秀专家”称号，以及台湾第六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传奖、中央音乐学院杨雪兰教育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1941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作为著名民间艺术家杨元亨的入室弟子、一线单传，继承了几乎失传的管子绝技。其在管子专业教学、演奏、科研等方面均做出突出成绩，并对中国四大古乐之一的智化寺京音乐、雁北地区恒山道教音乐的保护和发扬做出贡献，使之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多人物资料

教 学：胡志厚作为中国第一位管子专业教师留校以来，通过不断地努力，初步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管子教学体系。多年来，他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管子演奏人才，如吴晓钟（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现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郭向（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徐奇武（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李宝林（全国民族乐器调演优秀奖，国家一级演员）、包链（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一名，美国乐府乐器大赛大奖。现任职于北美华乐团）、韩雷（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二名，上海民族乐团独奏演员）、靳世义（中国民族乐器大赛第三名，现任职于新加坡华乐团）等青年演奏家。

理论著作：专著《论管子演奏》（1996年人民音乐出版社）；主编《中国器乐博览--管子曲集》，该曲集适用于从初学到大学毕业的管子专业教学。许多曲目由他亲自采集、整理、加工和创作，现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教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创 作：与作曲家合作改编、创作的管子作品有《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雁落沙滩》、《乌夜啼》、《雪山上的歌》、《炉台的春天》、《醉翁操》、《胡笳十八拍》等，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挖掘整理：挖掘、整理了《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和《山西恒山笙管乐》﹝道教音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为我国四大古老音乐之一，1446年相传26代，于20世纪50年代已绝响。胡志厚与同仁用三年时间向艺僧学习，使被人称之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得以复生，先后赴欧洲诸国、新加坡和台湾演奏，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台湾新象文教基金会录制、出版CD唱片，国家器乐集成《北京卷》将出版总谱；《山西恒山笙管乐》由于种种原由鲜为人知，但历经15代传人保留下来的古老乐种实具历史品格，胡志厚深入山区，直面艺人，学习、挖掘、整理。其中《种种无名》、《乐章》套曲由JVC和广东珠江音像公司录制出版唱片。

录制音像作品：CD唱片《雁落沙滩/胡志厚》（JVC出版）、《中国传统吹打乐》（PHILIPS出版）、《秋塞吟/胡志厚》（BMG出版）、《欢庆》（新加坡百利出版）、《江河水》（广东珠江出版）、《智化寺的残照》（JVC出版）、《京音乐》（台湾家威出版）、《中国民族乐器--管子专辑》录像带（四川新世界出版）和VCD《学习管子》（人民音乐出版社）等。

演出活动和学术会议：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芬兰、荷兰、瑞典、瑞士、日本、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演出。1983年12月在北京举办《胡志厚管子独奏音乐会》，而后又相继在国内20余省市巡回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