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年（1934—2020），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指挥系。杨鸿年先生于1983年创办北京爱乐合唱团。三十多年来，他秉承“爱和奉献”的宗旨，率领这支合唱团唱遍世界各地，并在国内外重要比赛中获得了多项大奖，对我国合唱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是杨鸿年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为纪念先生，我们节选他生前于“中国乐派名家讲坛”的现场实录，通过对“学与教”宝贵经历的分享，与读者共同感受他对合唱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奉献一生的精神。

我的学与教

每到一个地方和大家交流时，我都会问：“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怎么才能真正提升我们的水平？”首先是要低调，我特别同意邵老师刚才说的，动不动就说是世界第几，那是说给人听的。如果你把自己起点定位太高，你的发展空间就会很小，所以要忘掉昨天，从今天开始，你发展空间就更大了。不要沉醉在已有的层级上，而要看到后面的征途还相当远。这是我的开场白，谢谢。

杨鸿年先生与合唱团的孩子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道路，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我们一辈子都要当学生，包括我自己。今天主要讲《我的学与教》。我先讲讲，我是怎么学的。我觉得命运是对我公正的，我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我，我后半生是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我昨天在报告中讲到我的信念：未来是属于孩子的。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世界也好，我们的一切也好，包括国家的前景都要靠下一代去实现，我们民族就有希望了。

杨鸿年先生指挥的童声合唱《飞来的花瓣》

我是一个没有完成学历、不太称职的老师，我小学没毕业，中学没毕业，大学也没有毕业，这样糊里糊涂地就当了老师。那时家庭、社会、环境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学习走了艰辛的路。但这是一条直线，不是曲线，因为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没有文化，但她没事就在唱歌，伤心的时候唱，高兴的时候也唱，我从小就受到了母亲的熏陶。

我第一位专业老师是钢琴老师包芬珠，是我们过去附中校长的妈妈，她是钢琴家。我读书的学校是宗教背景的学校，从小接受的是西洋音乐。这位老师是一名基督徒，她愿意教我。我用木头刻了一个键盘，平时没有声音地去练，有机会再到老师家去练。后来我又做成像包装盒一样，按照尺寸大小做得和木头键盘一样，可以折起来，到外地或者有什么活动，我都一直背着它，一空下来就练习。那是没有声音的，要从不发声的乐器上练内心听觉，然后到有声乐器上去校正自己的内心听觉，这点对我帮助特别大。我的第一位老师，把心灵和音乐的关系告诉了我。她当时说，我将来可能是搞指挥的，也可能是搞作曲的。她对我的定位使我从小就有一个目标。我的老师一直供我读到大学，真的是一位好老师。

我是怎么学指挥的呢？我学过两门课，其中配器是丁善德老师教的，同时也在学指挥。指挥的学习不是我去找老师的，是老师找我的。我这一辈子走运，就像走了一条直线，因为我碰到的好老师太多了。当时有个交响乐团叫作工部局乐团，当中犹太人比较多。当时在工部局乐团有两位指挥，一位是梅百器（Paci），一位是富华（Foa）。他们正常情况每周排五次。我找到了管乐部的一位老先生，他住在胡同里面，每天晚上都要很晚才下班，我叫他“蒋先生”“蒋老师”。他的儿子叫蒋严，是国家最早的打击乐首席。我问他能不能看看他们的谱？他说不行，因为乐团管得很严。后来我每天都去听排练，知道他爱喝酒，就凑钱买小瓶酒。他在弄堂院子里面吃晚饭时，我说：“蒋伯伯，你喝一点酒吧。”他眉开眼笑地说：“我现在给你开门，你到资料室看总谱吧。”就这样，我就去看总谱了，当时没有带纸，抄也抄不过来，我就仔细看，强制自己背谱。不是全部都背，主要是把我认为最打动我的段落强行背下来。由此发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东西。

当年的总谱是很漂亮的，极其干净。我发现有时候是红笔，有时候蓝笔，而且是矛盾的，我就到院子里问蒋先生，我说：“蒋伯伯，这蓝的红的有时候不一致，有的时候一致，怎么回事？”他说：“我忘了告诉你，蓝笔是梅百器记的句法和弓法，红笔是富华记的弓法和句法。”我就通过这两位指挥家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来了解一部作品，通过什么方式表达了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那是我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经常去听排练，有一天富华在休息，我就到后面找他，他说：“你喜欢音乐？”我肯定地回答。“你经常来听啊？”我说对的。然后他说：“如果我教你指挥，你愿意吗？”我说太感谢了，我做梦也不敢想。就这样，我开始学习指挥了，我第一个学习的作品是巴赫的《恰空》。

我真正在学具体东西的时候，是在当助教的时候，那是我学习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一生碰到很多好人，尤其在学习过程当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跟苏联专家学习，我以他助教的身份，听他每天四个小时的课，有作品分析，还有指挥的技能。

接下来讲我的教学。我大学第二年读完的时候，学校通知我，缺老师，不要在学校学了。当时的系主任是应尚能，应尚能先生是非常好的老师。那时候我才十九岁。应先生说：“你去当钱仁康老师的助教。”我说：“好。”钱仁康先生是非常严谨的老师，他那次教的是和声。和声我没有学过，只是和同学学过序列音乐。我是先学现代音乐，当助教的时候再学传统音乐。

钱先生很朴素，他在讲和声的时候，给我一个任务。和声课学生多，钱先生说：“我改谱改错来不及，我分你一半，你改一半，这样你也能学着和声了。”我就帮他改和声。可是传统和声我又不会，就凭感觉。结果和钱先生的一对，他问：“你学过和声吗？”我说：“没有学过，但是我做过很多和声题，大概做了一两千道和声题。”他说：“你改题是体现了你的感觉，你没有按照规定改，当然很多死的规定是为了创作服务的，你改得很认真。”从这时起我就巩固了传统和声。到后来钱先生开玩笑说：“咱们俩比一次赛好吗？”我说：“我不敢和你比，你那么高水平。”他说：“没关系，今天有七十本作业，你改一半，我改一半，我们坐在一起改，看谁快。”第一次比赛我比他慢了十本。我们每个礼拜都这样比赛一次。第二次，我和他一样的速度。第三次，我比钱先生快了五本。后来钱先生说：“你能不能把你自己做的和声给我看看。”我给他看了，他花了一夜时间看完，一千多条练习。然后他跟我说：“除了变化音，有时候忘了改，其他问题都对。”他也非常谦虚，他说：“在凭感觉来改题的年轻老师当中，你很注意音响合理性这个问题，不只是对音的进行、对它和声音响的感觉，连音响不合理的地方，你都改出来了。”所以我是这样在教的当中学和声的。我当课程助教，就等于又重新学一门课。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从事教育工作以来，我教过二十二门课程，有合唱课、合唱训练学、乐队训练学、对位法、和声风格学、配器分析、曲式学、各时代的和声发展史等。我在教这些课的同时，是边学边教的。

我觉得，人一生任何时候都是在学习，一定把人生最宝贵的阶段用到学习上。学习过程很要紧，尤其对学音乐的同学来说，音乐技艺是至关重要的。这辈子走进这个门，不管再苦再累，你都要有这样的精神。

怎么学音乐？从你接触音乐第一天开始，你要先感受音乐。第二步，要弄懂这部作品讲了什么，用了什么技法，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表现音乐。另外，学习首先要有目的性，弄清楚这门课的核心东西是什么。其次是你要去寻找正确的方法，其实方法不一定是老师给你的，而是你自己要去琢磨。最后是用你所理解的、所积累的感觉，赋予它灵魂般的声音。

我觉得在学习当中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音乐院校的课，不外乎三大类。第一类是技能性的，无论你是学琵琶的、学声乐的、学铜管的还是学钢琴的，在学一些技能性课程当中，你要有工匠精神地去加倍练习。第二类的课程属于基础性的，像和声课等共同课，是专业基础课，你必须扎扎实实弄好。第三类的课是修养性的。因为我们是艺术家，你怎样将心灵表达出来，要研究那些优秀作品是怎么表述的，在此过程中你要吸收很多东西。在学课程当中，你要处理好深度和广度的关系。深度是指你的专业。还有就是广度，你不能说学声乐的人，你只听声乐的音乐会，你不听民乐的音乐会等。

再就是学习方法，在每一门课当中，一定要找出它规律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比如和声既复杂又简单，一定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声可总结为三种基本规律：一是稳定与不稳定的关系；二是协和与不协和的关系；三是功能和色彩的关系。但你不能被这种基本规律所束缚，在艺术方面，永远是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交替。比如节拍交替，为什么会有节拍交替？它要突破节拍重音的惯性，否则都是平稳的，但突破惯性，它必须有节拍交替。要找它的本质，你就能够知道了。在音乐发展过程当中，永远是先遵循逻辑，再打破规律，特殊和规律永远在交替，永远在发展。

我觉得想说的很多，比如要提炼出整个学习的方法，要找到它的核心是什么。比如说指挥、演奏、演唱法都是共通的，要触类旁通。我们有的同事搞声乐的，他除了声乐作品音乐会，其他的都很少听。其实可以找共通的东西。你虽是男高音，但你看那小号发音，如果是legato，应该是怎么控制的？吸气状态和你歌唱是一样的。铜管是有硬起声、软起声两种的，一种是硬音质的，一种是软音质的。大号、长号、小号属于硬音质的，你给它发音，直接一点好；还有法国号，它像双簧管一样，必须有个准备，它发音迟缓一些。人也是一样的，你到不同音域，起声量这些地方都要提前。

人的声音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乐器，小提琴坏了，可以修，可以再买一把，唯有孩子的声音，一不小心就可能毁他们一辈子，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乐器，买不来的。

谢谢大家！本来还想给大家讲一讲音乐的技艺问题，比如机械的技艺、理解的技艺、行腔情绪的技艺；还有思维，比如惯性思维、立体思维这些和音乐表演、音乐创作有关系的东西。因为时间实在不够，就到这了。说错的地方，大家尽管批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