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调何人识，初闻满座惊。’这就是阮的魅力。得益于两岸交流的热络与活跃，才让我有机会在1997年赴京求学，把对阮的热爱变成如今的专业。毕业后，我回到台湾教学，每年仍会带学生来北京游学参访；如今再回到北京，见证了这座城市20余年的快速发展，也见证了民乐在两岸交流中不断迸发的生机与活力。”

△ 吴宥桦。（受访者供图）

1990年，一场民乐专场音乐会在台湾高雄举办，这是正上初中的吴宥桦第一次接触民乐。彼时的台湾，学音乐的孩子几乎都从钢琴起步，她也不例外。但那天的舞台上，古筝的流丽婉转、琵琶的清亮灵动、二胡的细腻入微……众多民族乐器勾勒的无限意境让吴宥桦为之心动，尤其是其中那把“圆圆的”乐器，魔力般地吸引着她的目光。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阮咸，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中国传统乐器。”只因这“多一眼”的缘分，吴宥桦与阮咸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的她还未曾料到，阮咸不仅成为自己日后深耕的专业，更牵引着她一步步走向了更广阔的民乐天地。

跨越海峡的音乐追寻

学生时代，当吴宥桦下定决心往民乐之路发展时，需要辅修一门其他乐器，出于喜欢，她选择了有着丰富演奏技艺的阮咸。

“落盘珠历历，摇珮玉琤琤。”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对阮咸清雅刚劲音色的生动描绘。阮咸琴箱正圆，似琵琶，作为一项古老的弹拨乐器，其前身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因为西晋“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擅长弹奏这种乐器而由此命名。时至今日，阮咸简称阮，在改良后又细分为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和低音阮等，其表现力更加宽广，音色圆润浑厚。

在学习阮的几年时间里，吴宥桦渐渐发现，自己对阮的了解越深，就越能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西乐在规律和节奏等方面要求十分精准，民乐一样要遵循节奏框架，但在呼吸气口上显得更自由一些。”在吴宥桦看来，很难用言语描述那种内心的音乐感受，但二者确实存在不同。

吴宥桦的母亲是台湾恒春人，这是一个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小镇。吴宥桦介绍，“恒春民谣因为民间歌手陈达老先生以一把月琴为伴的60年弹唱而闻名，所以恒春的地标恰是一把月琴。而月琴，正是由阮演变而来的乐器。”

“月琴不仅是京剧的重要伴奏乐器，更是台湾流行的歌仔戏主奏乐器四大件之一。”对吴宥桦而言，月琴的印记还更多源自恒春街头那些带着田野气息的民谣。

从小到大，每次随母亲回到恒春，耳畔萦绕的月琴民谣总让她倍感亲切。直到长大后潜心学习阮，这份熟悉感渐渐沉淀为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高中临近毕业时，吴宥桦按照父母的规划，像当时台湾大多数的音乐生一样，正准备留学英国。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两岸交流正热，这也悄悄改写了吴宥桦的人生轨迹。在台湾于惠兰老师的引荐下，她见到了赴台交流民乐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安如励和黄晓飞。教授们的精彩讲授带她触摸到更深厚的民乐根系。“一个专修西乐的孩子，竟如此钟情于阮。”几位教授建议，“这乐器的根在大陆，你该去看看。”这一句箴言，也在吴宥桦心中生了根。

但父母希望女儿能慎重选择，毕竟那时的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大陆的发展与之尚存差距，但吴宥桦对阮的执念最终冲破了对现实的考量。1997年，攥着大学的报考资料，她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初到北京，吴宥桦的求学目标明确——考入众多音乐学子心向往之的学术殿堂——中央音乐学院。吴宥桦为此拜学在著名中阮、柳琴演奏家，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一级演奏员（中央音乐学院特聘专业教授）崔军淼老师门下。想要顺利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就要经过初试、复试、第三试。在陌生的城市里，备考的日子被琴弦切割成精准的片段，除了紧凑地上着崔军淼老师的主修课程外，剩下的就是不断地练琴。为达到考学标准，吴宥桦每天练琴10个小时以上。除了面试之外，笔试更是她面临的一道难关，“台湾所学的音乐学概论与考试的内容截然不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学、勤勤恳恳地练，在北京备考了一整年的吴宥桦，终于等来了放榜时刻。

“我永远忘不了放榜那天。”学校门前早已聚满了焦灼等待的身影，守候至午夜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张贴的榜单。“一行一行看过去，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彻夜难眠的激动。”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学习阮的台湾学生。”再回忆起备考那一年，吴宥桦的眼神温热。“非常感谢我这一路遇到的每一位老师，正是循着他们的指引，才让我与阮的缘分延续至今。”

弦音里的“两岸一家亲”

本科4年，吴宥桦走过了大陆的许多城市——兰州、西安、大同、哈尔滨……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敦煌。“年少时，只能通过影片去想象沙漠，而当真正踩在沙漠中，那种深陷其中的感觉，以及对古代西域商人、丝绸之路的遐想，都变得鲜活起来。”

尤其是再弹奏起著名的阮曲《丝路驼铃》，吴宥桦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旋律从舒缓到急促，从轻快到悠扬，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沙漠中的故事。沉浸其中，想象着西域姑娘婀娜多姿地起舞，也能感受沙漠如一片汪洋般的荒凉、寂静与夕阳西下的壮美。”

“所以我总是推荐学生们一定要去敦煌看看，了解那里的人文风情和石窟艺术，才能理解这首《丝路驼铃》。”吴宥桦说，抛开演奏在技术水平上的高低，真正投入音乐还要融入文化的底蕴，结合自身的心境与年龄，每个人对同一首曲子也会呈现出韵味不一的演绎。

本科毕业后，吴宥桦回到故乡高雄任教。在台湾的教育体系中，孩子们选择学习阮这项乐器，需要从小培养，直至大学。尽管当时，阮仍属小众乐器，却仍吸引着不少学生投入其中。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吴宥桦还组建了咸琴雅集阮族室内乐团。

每年暑假，她都会带着六七十名台湾学生来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还将故宫的红墙、颐和园的长廊、长城的烽火台都化作“活的课堂”。这些学生中，既有专攻阮乐的，也有研习二胡、古筝、琵琶等其他民乐的，后来不少人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台湾，成为民乐传承的新生力量。

不久前，吴宥桦机缘巧合下加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台湾校友群，群里瞬间被一句句热情的“老师好”刷屏。“我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我认识的孩子。”吴宥桦感动地说，望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她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往返两岸的教授们，“他们播下的种子，不仅发了芽，如今已枝繁叶茂、持续开花结果，民乐就在这样的传承中，在两岸土地上生生不息。”

吴宥桦认为，民乐蕴含着强烈的内在情感。结合自身经历，她总是鼓励学生同时学习西乐的基础概念，“两者的融合，有助于拥有更包容的音乐观念与审美，对学习民乐也大有帮助。”

然而，随着台湾少子化现象加剧，吴宥桦也发现，愿意投身阮等小众乐器的孩子在逐渐减少。更让她忧心的是，在深入台湾更多小学、初中推广阮时，很多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对民族乐器知之甚少。“课本对历史的解读太过简略，秦汉风骨、唐宋气韵都成了模糊的概念。当我讲解历史、介绍乐器时，很难让孩子们产生共鸣。”

她无奈地举例，“当讲起昭君出塞，怀中抱的并非琵琶，而是当时被称为‘秦琵琶’的阮时，甚至有孩子问‘王昭君是谁’。这些承载着汉文化的故事与乐器，正在与年轻一代渐行渐远。”

“阮也好，由阮演变而来的月琴也罢，在台湾都有着数百年的发展脉络，更是流淌在两岸血脉里的文化符号。”吴宥桦始终坚信，孩子们接触民乐时，首先要触摸到历史的根。“只有知道这乐器从何而来，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读懂琴弦里的情绪，弹出来的旋律才有灵魂、有温度。”

2019年，在恩师崔军淼的建议下，吴宥桦回到北京，继续阮的教学工作。再回到熟悉的地方，她不禁回想起初到北京时走过的一条条老胡同和学校的旧校舍。“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翻天覆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现代化的艺术空间为音乐提供了更多舞台。变化是方方面面的，就连心境也不一样了。”

而那未变的，是指尖划过琴弦时，那抹始终温热的触感。阳光透过窗棂，将吴宥桦怀中阮的琴弦影子拉得悠长，如同一座桥。作为两岸民乐交流的见证者与践行者，吴宥桦满怀期待：“愿这清越的琴声，能继续架起沟通的桥，让更多人听见民乐的魅力，让两岸的文化共鸣，在旋律中愈发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