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匆匆来到全国政协书院，与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胡琴演奏家姜克美和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齐聚一堂。这是一场小范围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五位全国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一线企业代表围绕“促进民族乐器产业发展”研讨交流。】

“民族音乐真的‘起飞了’。”当看到民族乐器产业逆势上扬的年度曲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族乐团团长赵聪惊讶不已。“我小时候学琵琶，周围没什么人学民族乐器，演出时也排不到好位置。现在民乐人的好时候来了！

2023年10月19日，赵聪匆匆来到全国政协书院，与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胡琴演奏家姜克美和京剧表演艺术家袁慧琴齐聚一堂。这是一场小范围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五位全国政协委员与专家学者、一线企业代表围绕“促进民族乐器产业发展”研讨交流。

好乐器，哪里找

清歌单调，以琴合之。乐与器，从来相生相合。

最近，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新龙门客栈》的一段表演突然爆红。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超30亿次，连带百年越剧频频火上热搜。在陈丽君的表演中，鼓、琵琶、笛子三件乐器巧妙配合着她的唱、念、做、打，不仅铺垫和推进着表演节奏，还烘托和美化着表演效果。

“演员表演跟伴奏音色和谐统一，这样的表演才美、才圆润、才让人沉浸。”袁慧琴谈起多年的表演感受：有时候现场观众会听不懂一些唱词，但通过伴奏的“文武场”感受情绪变化、故事发展。

戏曲是一种虚拟化艺术，如何让观众产生具象感？靠乐器。乐器演奏出千变万化的音乐语言，让表演即使没有舞台布景，也呈现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美学意境。袁慧琴说，比如京剧表演看到水，伴奏就是tanglanglanglang（拟声）。

“这个乐器的伴奏快一秒、慢一秒，效果可不一样。”吴文科以京韵大鼓为例说，如果唱流派京韵大鼓，来一段高亢点的三国唱段，音色要高、要亮，鼓面就得想办法弄得干燥、紧一些，声音听起来当当当。如果唱的是白派或少白派的红楼梦唱段，就比较温婉、忧伤，得要用湿毛巾捂一下，让鼓面舒缓一些，声音听起来比较沉静。

鼓是如此，其他民族乐器亦是如此。因为民族乐器使用的是天然材料，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影响，出现开裂、走音、崩坏等问题。

有一次，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笛箫演奏家王溪在乐团排练时，被指出把竹笛吹低了一个调子。“我已经很顶着吹了，手里的笛子达不到要求的高度，实在是没办法。像笛子、唢呐、箫等管弦乐器，全靠运气去挑。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一个特别标准的。”

舞台表演对音色要求如此之高，一把好乐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你是搞曲艺的。孩子想学竹板，给推荐个地方买？”这个问题真把吴文科问住了。去哪里买个竹板好说，但好不好用却很难说，这才是让他犯难的地方。

“如果是兴趣爱好，一个简单的竹板，找几块竹子，拿根绳串一串也能用。但是，这样非常不利于一个行业、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在吴文科看来，民族乐器是我们的特色，我们要保护好、发展好这个艺术产业，到底是什么款式、什么材质、什么音色，都得有讲究。

统一与个性之争

为了表演效果，王溪决定自己动手做竹笛。从选材、制作、打磨、调音，王溪琢磨了十几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样手工做的笛子虽好，却不能量产，一个人每年最多做几十支竹笛。

要知道，仅浙江一个紫荆村，一年就卖了450万支竹笛。竹笛，早已走上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成为一方经济的支柱产业。

为什么找到一支音色标准的竹笛这么难？王溪摸到的情况是，“全国共有200多家笛箫厂，真正拿得出手的也就三五家。”

大而不强，是民族乐器产业的现状。当前，民族乐器主要是手工制作，而且多是小作坊，很多制作工艺较为粗糙，外观高级感不强，音准、音色不达标，影响了民族乐器产业的发展壮大。

如何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工业化、标准化，成为委员们的共识。5位委员一致认为，一个是制作材质，一个是音色标准，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民族乐器产业做大做强不是难事。

金、石、丝、竹、皮、木是我国制作民族乐器的主要材料。材料不难找，难找的是特性最好的材料、制作乐器的上佳材质。

泡桐是“会呼吸的木材”，经过专家鉴定，是最佳的音板材料。亭亭如盖的泡桐树，焦裕禄60年前所手植也，在完成防风固沙使命后，化作一张张古琴，佳音悠扬。

谁能料想，今日之兰考，已成“中国民族乐器之乡”。

“我们在兰考建了工厂，因为兰考的桐木是全国最好的。但我们很清楚，兰考无法满足整个市场，因为木头越来越少，树木成材也得15年以上。”作为一线企业代表，深圳佳音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福带来了产业经验。

研究新材料，迫在眉睫。新材料不仅能解决市场需求，而且能革新乐器，使其适应不同的演出环境。

袁慧琴分享了一个成功案例，“我们现在有一个京胡协会，制作了一个仿真胡琴，很多人都评价不错，而且在南方潮湿的地方也好用，拉起来不会滑音。”

正如王溪做竹笛一样，民族乐器进入工业流水线以后，统一材质、统一尺寸，然后是统一音色标准。

中国乐器行业现行制造标准已有127项，成为生产企业、科研院所、质检机构的基本依据，为行业发展奠定了规范和基础。但是，我们的民族乐器和大部分西洋乐器不同，主要采用天然材质，金属使用比重小，发音展现材质个性的同时，也面临差异性大、未知因素多的情况，不利于行业规范。

敦煌洞窟壁画中出现的民族乐器形象，涵盖了吹、拉、弹、打四大类乐器。（视觉中国/图）

民族乐器对制作工艺要求极高，需毫厘不差才能保证音准、音色和音律。先不说工艺难度，就说音色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定义？

“民乐确实很特殊，每一种乐器带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赵聪认为，民族乐器的标准首先要服务音乐实践，这是带有主观感受、关乎人的审美标准的，而有能力评判这一“审美”的，应该是那些顶级演奏家们的“苛刻耳朵”。

为此，赵聪建议，在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依托于民族音乐专业团体等组织，成立国家级乐器认证机构，以弥补音质和性能等方面的“标准”缺位。

热烈的讨论中，座谈会主持人张旭适时提醒，民族乐器的产业化是发展方向，但个性化不要丢了。

“没错。演奏家手劲都非常大，这是从小练琴练出来的。但是小孩子或初学者，一般没有这个力度。所以，乐器标准不一样。”赵聪说。

“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序列和标准。标准化，并不是一把乐器拉到底。”对此，委员们都有深刻的体验。

“艺”与“技”的合奏

艺术是个性的。凡是顶级的民族乐器，内行人一听，就知道出自哪位大师之手。

“我们的传统工艺有个特点，是一脉相承、‘口传心授’。”袁慧琴说，一个胡琴师傅怎么选胡琴材质、怎么制作过程，有时候无法用“数字的精确度”来传达的，这是我们传统工匠技艺的一个特点。

民族乐器的制作在技艺，制作技艺靠传承。一把古琴200多道工序，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袁慧琴建议，完善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通过整合各方力量，推动优化资源共享，打造产教融合共同体，并合力打造一批有利于民族乐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优质项目。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

2023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上，上海民乐一厂展出的“乐鸣敦煌”系列仿敦煌洞窟壁画乐器备受瞩目。展览期间，还邀请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琵琶演奏家吴玉霞与青年琵琶制作师火晓杰开展“艺”与“技”的一场对谈。

赵聪介绍，2013年我们合作复原了这组敦煌乐器，共计50余个品种，并经由《印象国乐》《又见国乐》两部大剧，在国内引起现象级反响，“前两天，我们再次签署战略协议，将在联名款乐器设计研发、乐器音质音色鉴定、乐器销售推广、冠名演出、商业推广等多方面开展全链条合作。”

这一合作触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探索——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打造中国民族乐器产业链。

姜克美的想法正是如此，民族乐器改革和产业化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艺术理念和方向的引领，需要科学理论和技术的支撑，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如果没有科技支撑，民族乐器的制作还是小作坊，还是基于手工艺，就还是属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做法。如果工业化以后，产业链重新布局，对各方来说都是提高。”吴文科说，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会包打天下，民族乐器进入工业流水线以后，社会分工也会越来越细。

忆敦煌，怎不忆“丝路”。在建立标准化体系的同时，还须特别关注特色乐器的优势，提炼它们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内涵，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这几年，姜克美的委员作业中，总少不了民族音乐产业化和走出去的相关提案。然而，她更深刻的感慨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搭台唱戏”？

“每年在固定时间、不同城市举办民族音乐节，在展示我们民族音乐新成就的同时，让外国音乐家带着他们的民族乐器来到中国。”这是姜克美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委员们认为，有条件的话，这个事情得做起来，因为这一次“主角由我们来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