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海外华人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2024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文简称《梁祝》）首演65周年。65年来，《梁祝》被改编成众多版本，上演率极高，堪称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

6月21日，一场纪念《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65周年的音乐会在长春举行，91岁的作曲家何占豪亲自执棒长影乐团，演出了古筝、小提琴与交响乐团版《梁祝》。站在指挥台上的他，身板挺拔、神情专注，完全看不出已是鲐背之年。音乐会还上演了何占豪的多部协奏曲和管弦乐作品，并由古筝演奏家贾晓莉首演了他最新创作的交响版古筝协奏曲《山水情》。迈入“90”后，何占豪依然笔耕不辍，“已经写完但还未首演的大作品，还有好几部呢。”

何占豪执棒古筝、小提琴与交响乐团版《梁山伯与祝英台》

从25岁写下弦乐四重奏《梁山伯与祝英台》开启创作人生，何占豪的心中就有一个宗旨，“要写老百姓能听得懂的作品。”

先有“小梁祝”

青年何占豪

1933年，何占豪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农民家庭。当地戏曲文化盛行，何占豪从小受民间戏曲的熏陶，17岁考入浙江省文工团，两年后转入浙江越剧团，并开始学习小提琴。当时，越剧团里的年轻人主张在越剧伴奏中加入西洋乐器，但很多老同志觉得格格不入。怎样让西洋乐器演奏出中国味道？带着自己的疑问，1957年，何占豪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

1958年，何占豪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三林乡（现在的三林镇）下乡演出。“我们把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拉给农民们听，问他们，‘好听吗？’他们说，‘好听。’问他们，‘听懂了吗？’他们说，‘听不懂。’”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很较真，他们询问农民们喜欢听什么，农民们答：越剧、沪剧。

学生们下乡为农民表演

年轻的学子们发自内心地想演奏一些农民们能听得懂的作品。何占豪、丁芷诺、俞丽拿、沈西蒂、张欣、朱英组成了“上音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他们从《二泉映月》中挑选出最经典的片段，由丁芷诺编配成适合乐队演奏的版本。实验小组把改编后的《二泉映月》演奏给农民们听，农民朋友们都很喜欢。这让实验小组的成员们都很兴奋、激动。

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讨论演奏问题。左起：沈西蒂、俞丽拿、丁芷诺、何占豪、张欣、沈榕

但实验小组的《二泉映月》在上音内部激起千层浪，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支持者觉得这样的形式很新鲜，优美、好听；但因为演奏《二泉映月》只用了小提琴上的两根弦，反对者觉得破坏了小提琴传统的演奏手法。在校内引发的争论，也让实验小组的成员们意识到，小提琴民族化并非直接把民间的曲调用小提琴演奏出来即可，需要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性能。带着这样的领悟，何占豪从越剧中获取灵感，写下了弦乐四重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作品后来被称为“小梁祝”。

当年文化部领导钱俊瑞视察上音，在听了“小梁祝”后特别指出，“用中国戏曲音乐作素材，写西方管弦乐作品，以前从未有过，这是一条路子”，建议他们可以继续探索。当时何占豪不能理解什么叫“路子”。经过多年实践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条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之路。

从“小梁祝”到“大梁祝”

在上海音乐学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筹备献礼作品时，学院领导决定把“小梁祝”改成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作为献礼国庆的作品。这份艰巨的任务让没学习过作曲的何占豪犯了难，打了退堂鼓。当时上音管弦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却很看好他，认为何占豪肚子里有那么多民间音乐，一定能写出好作品。

1958年秋天，何占豪在丁芷诺的协助下，开始动笔创作。但毕竟创作大作品需要专业的作曲技术作为支撑，在刘品的建议下，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丁善德亲自指导这部作品的创作，并由丁善德的学生、作曲系大四学生陈钢共同参与创作。

（左起）丁善德、何占豪、陈钢、孟波

作品创作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初稿完成后，两个人向院领导汇报，陈钢弹钢琴，何占豪拉小提琴。演奏完毕，时任上音党委书记的孟波问何占豪：“原来‘小梁祝’中的化蝶段落去哪了？”何占豪答：“我们是新中国青年，不相信迷信。”这个回答让孟波哭笑不得，孟波告诉何占豪：“艺术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不仅要把‘化蝶’写好，而且要写得更美。”于是，何占豪、陈钢才把“化蝶”重新加进来。“化蝶”日后也成为《梁祝》中最感人至深、备受人们喜爱的段落。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樊承武执棒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管弦乐队协奏，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

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兰心大戏院首演

当天，何占豪就坐在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声部中。当整部作品演奏完毕，现场异常安静，台上的何占豪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几秒钟后，现场响起掌声，何占豪长呼出一口气，心想总算完成任务了。那时的他完全不曾想到《梁祝》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将成为流传于世的经典，“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作曲太累了，以后再也不想写了。”他也未曾料到，《梁祝》不是他创作的终点，而是起点。

因为《梁祝》，何占豪从此走上了作曲的道路。但他总是强调，《梁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仅是他和陈钢两个人的创作，创作人员还包括当年的领导、老师、丁芷诺和实验小组的其他同学，更离不开中国戏曲界的众多前辈们的探索、实践。至今在个人简介上，何占豪都将自己写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创者之一。

“还有什么是不能改革的呢”

写完《梁祝》后，何占豪在上音管弦系学习的同时，也开始到作曲系学习。“从1957年进校，到1964年毕业，我拿到了管弦系的进修班文凭和作曲系的本科文凭。”毕业后，何占豪留在上音作曲系任教，直至退休。

创作路上，他始终坚持“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在《梁祝》之后，他不断进行越剧音乐交响化的尝试。上世纪80年代，他将越剧《莫愁女》改编成清唱剧；1999年与杭州电视台合作创作大型越剧交响音乐会，为越剧音乐交响化开创先河。同时，他还将越剧音乐作为素材改编创作成音乐作品，如将《莫愁女》主题音乐改编成《莫愁女幻想曲》（二胡与乐队），《孔雀东南飞》的音乐改编成同名古筝协奏曲，《别也难》音乐改编成二胡协奏曲《别亦难》。

何占豪不断探索将民间音乐、戏曲与交响乐进行融合。2009年，厦门总工会的几位负责人到上海，想请何占豪创作一部南音与交响乐结合的作品。但何占豪有些顾虑：“我对南音了解不多。而且很多年前我在泉州采风时，接触过一些南音艺人，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当地的南音大师们都很严谨，严谨到连一个音都改动不得。”“何老，咱们不能让祖先们留下的南音在我们这一代消失啊。”厦门市领导的一句话，激起何占豪内心的民族责任感，“确实，南音虽然是国家级非遗，但常常在演出时，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还多。”于是，何占豪决定接受挑战。

经过了解，何占豪发现，在南音中最受老观众们喜爱的一部作品是《陈三五娘》。陈三和五娘的故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非常相似，都是一对相爱的男女，因为种种束缚无法相守的故事。“南音的《陈三五娘》，要两三个晚上才能演完整部作品。”何占豪与编剧共同商量后，精简剧情，将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的名唱段保留下来；同时，坚决摒弃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充分运用现代交响音乐的表现力，丰富或重新塑造各类音乐形象。最后，他创作的交响南音《陈三五娘》时长40分钟左右，并将唱词从闽南语改为普通话演唱。第一乐章写完时，何占豪就请来一众南音艺人把关。“我把MIDI做的录音放给他们听，听完后大家都很激动。”很多老艺人握着何占豪的手，认为这样的形式既新颖，又保留了南音的筋骨。后来这部作品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时，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作曲家傅庚辰在现场聆听后感叹：“南音都能和交响乐结合，还有什么是不能改革的呢？”此后，交响南音《陈三五娘》多次在福建和中国台湾上演，还到东南亚多个国家巡演。几年前，他又写了一部秦腔与交响乐结合的作品，因疫情原因演出推迟，预计作品将在今年底迎来首演。

心系民族器乐的发展

何占豪在讲座中授课

何占豪创作的作品传播广泛，想要演出、出版使用他作品的乐团、演奏家，甚至普通的音乐学习者很多。为了更好地传播何占豪的作品，2018年，何占豪艺术传承中心在上海成立。在艺术传承中心举行的培训活动、讲座、音乐会上，何占豪会亲自讲解自己作品，把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分享给青年演奏家和学子们。

前些年，何占豪着重创作了一批古筝作品，不仅有适合演奏家与交响乐团演出的协奏曲，还有专为少年儿童、古筝爱好者创作的重奏作品。2021年，中国音乐学院为何占豪颁发了“一带一路”国际筝乐学术交流季“古筝艺术特色贡献奖”，以表彰他为古筝发展作出的贡献。

看到现在古筝发展得欣欣向荣，何占豪感到很欣慰，又开始心系二胡的发展，“二胡曾经在民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即便在农村，会拉二胡的人都很多。但现在，学习古筝、琵琶、笛子、扬琴的人数好像都超过了二胡。”何占豪认为，高难度的二胡协奏曲很多，但普及性的二胡作品稀缺，尤其是缺少能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的作品。“古筝作品《战台风》《浏阳河》，都是当年上音古筝专业本科生写的呀。”他真挚地建议演奏专业的学生们都应尝试作曲，写出动心、动情，真正能走进老百姓心里，人人都能听得懂的作品。

何占豪在音乐界的成就从三个“终身成就奖”便可见一斑：2013年，获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颁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2019年，又获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一辈子投身音乐创作，至今何占豪仍住在与上海音乐学院一墙之隔的老公房里。不需要外出时，他遵循着一张特殊的作息时间表：每天吃过晚饭后先睡觉，夜里10点半起来创作至凌晨3点，然后微微喝一点小酒辅助睡眠；白天的时间用来配器；下午4点以后出门，到家附近的公园里锻炼。很多人很好奇他长寿的秘诀，何占豪说：“凡事想得开，什么事情都别往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