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艺家：吴颂今，资深音乐制作人、一级词曲作家。194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任江西省音协《心声歌刊》副主编，现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高级编辑、颂今音乐工作室艺术总监。他创作了《井冈山下种南瓜》《风含情水含笑》《军中绿花》等经典作品，培养了杨钰莹、陈思思等一批歌手，从业三十余年，创作声乐、器乐作品五千余首。
陈蔚文（以下简称“陈”）：吴老师您好，今天来到江西省文联一定分外亲切吧，因为当年您正是从省文联的《心声歌刊》走出去的。您还记得当年办刊的情况吗？
吴颂今（以下简称“吴”）：当然记得！《心声歌刊》的前身叫作《江西歌曲》。1980年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到南昌的时候，全国各地音协都在创办音乐杂志，各种刊物都很兴旺。我们也是雄心勃勃，想创办一本江西的音乐刊物。当时对杂志的名称讨论了很久，有提议叫《井冈山歌声》之类，我觉得太局限了。我希望能够面向全国发行，吸引更多的读者。我提出了“心声”这两个字。音乐是表达时代心声、人民心声的一种艺术形式。“心声”两个字也比较时尚，打破了地域性，彰显了音乐的特点。后来领导被我说服，就用这个名字创刊了。
创刊后就制定了出版方针，首先当然是面向江西的音乐工作者，第二是面向全国读者，而且重点要放在青年。在编辑内容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原创歌曲之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当时不叫流行歌曲，我们叫它“群众喜爱的作品”。那时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刚刚引进内地，我们差不多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刊登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些新歌。我记得创刊第一期的封底登了《乡间的小路》，这首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刚刚播。
那个年代，在版权方面没有什么严格要求，新歌出来，我们就会配上谱子刊登，像每年春晚都会有一些歌马上就很流行。在春晚的时候，我会早早吃完饭守在电视机旁边，准备一个录音机、一支笔、一叠纸，把歌曲的信息包括谱子快速记下来。
陈：我记得是1983年，中国春晚首次举办与播出，那一年香港Beyond乐队诞生，邓丽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首次开唱，感觉流行音乐迎来了鼎盛时期。那时候春晚的歌曲可都是立马就红遍大江南北的，从《乡恋》《难忘今宵》到《冬天里的一把火》《春光美》等等。
吴：是的，当时《心声歌刊》还印了一些增刊。我们做了一套活页歌片，用整张的全开纸折叠成一个64开版面。如果没记错的话，十六个版面加起来可以登十六首左右的歌。一套折叠的歌页一张卖五分钱，一套两毛钱。这个歌页当时提前在《心声歌刊》上印了一则广告，之后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的汇款单，真是像雪片一样飞来。我后来叫了一些爱好音乐的年轻朋友来帮忙，帮我们登记汇款单、取钱，同时把歌页寄到全国各地去。工作量越来越大，我后来就找了一个在江西洪都针织内衣厂当团委书记的同学帮忙，他发动厂里的年轻人来折叠包装并打包送到邮局，我们付一些劳务费。当时南昌非常热，夏天时我们用创收的钱买了一台空调。
陈：你们这致富的步子迈得很早啊，也带动了年轻人创收，他们开始尝到了市场的甜头了吧？
吴：是的，工厂里帮我们的那些年轻人，有的用赚到的钱买了他们的第一台电子琴。当时江西师大的不少大学生跑到编辑部来批发歌页，拿到外面去零售。以前省文联后门附近有个八一礼堂，经常演出电影和文艺晚会。他们拿着歌页站在八一礼堂的门口出售，一晚能卖掉几百套。那时候的百姓对文化艺术有一种渴求，愿意掏钱购买喜欢的产品。
陈：其实您从《心声歌刊》起，已有市场意识，但后面从一个体制内的音乐编辑正式进入市场，这对您来说也是个挑战吧？
吴：对。《心声歌刊》从创刊到我离开，大概在短短六年的时间内，发行量涨到了十二万册。1987年，我从江西省文联调到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去工作，等于从事业单位到了国有企业，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转型。因为唱片公司主要是生产、编辑出版唱片和录音磁带，音乐完全是商品了。《心声歌刊》主要还是一个文艺阵地，为音乐爱好者提供服务。到了唱片公司以后，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要卖出去的，要让老百姓为音乐掏腰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陈：您作为较早踏入市场的音乐人，怎么看待商业化跟音乐的关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百姓对于音乐消费还是很活跃的。
吴：我当时正好赶上了中国流行音乐起步的阶段，也是一个音像市场非常繁荣的阶段。中国的音像出版行业从1980年代初开始兴起，中国的第一套立体声录音磁带是在1979年首先由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出版发行的。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其实以前也是一个体制内单位，原来叫中国唱片社，和央视、央广同属于广电部，后因体制改革转成了国企，划归到了国资委。单位完全转企以后，必须围绕销售盈利来开展工作，策划制作的所有作品都要考虑以盈利为目标。
当时单位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一个是实行了制作人制；二是学习港台的一些行业经验，由能力较强的制作人牵头成立一些工作室，其中一个就是我的颂今音乐工作室。
陈：那时在包装歌曲、制作流行歌曲方面，您也还是在试探摸索与学习阶段吧？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吴：是的，我一开始去中唱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学习。我首先把资料室比较畅销的节目，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港台的，都反复地听，写心得感受，分析它为什么能畅销。然后是到录音棚里跟棚，观摩学习，学习录音工作的一些技巧方法，也是扩大自己的信息量，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当时公司给我安排的住处是一个楼梯间，双层上下铺，大概也就六平方米的一个小房子。当时我写了一首歌叫《爸爸的村庄》，是回忆知青插队那个年代的故事。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很伤感，觉得前途有点渺茫，生活各方面也是非常不顺，写这个歌的时候自己都哭了。
学习两三个月以后，领导说：“颂今，你什么时候能够拿出一个自己的节目来？你不能光是跟着别人学习。”他的意思是不能在这光学习而不出活。我就想着自己要出第一张唱片，这张唱片能否被市场接受，决定我能否正式调过来。当时我翻来覆去考虑，这张唱片一定要是比较通俗的大众化内容，才能够打动听众，才能够卖出去。
陈：您做的第一张唱片叫作《中国美食大汇唱》，当时为什么会选取这个题材，您对美食很感兴趣吗？
吴：我是个吃货，上海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帮亲友“代购”五香豆和梨膏糖。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把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美味佳肴、名菜小吃写成了歌。比如我写了一首歌叫《冰糖葫芦》，还有《羊肉串亚克西》是去新疆采风写的，《佛跳墙》是讲福建名菜“佛跳墙”的来历。
演唱的语言则是用各地的方言，包括《羊肉串亚克西》是模仿新疆人说的普通话，带一些维吾尔族腔调。《红嘴绿鹦哥》是用苏北话唱的，用的是苏北民歌“杨柳青”的调子。这盒唱片录制完后，我带着它参加每年十月底的唱片订货会。在订货会上，这张唱片让唱片商们从头到尾地笑，因为大部分人都听到了自己熟悉的方言土语，歌的内容写得比较幽默、生动，一下子就订了十几万盒，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紧接着第二年我又做了一张最新影视歌曲的唱片。我当时抓住一个电影《末代皇帝》上映的契机，提着个录音机就跑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时就把里面的歌给录下来记了谱，找了歌手翻唱，出了一盒磁带叫《最新影视歌曲》，副标题就是“末代皇帝”。这盒磁带一出版又是卖得特别火。
那个年代国家引进港台歌曲是采取配额制，像现在引进美国大片一样，不是每张好听的唱片都可以在国内卖，一个唱片公司一年只能引进一张唱片，像是刘德华的或者是谭咏麟的。所以当时就形成了一种做法，就是找个声线接近的歌手翻唱港台歌曲，这是一条捷径，通常销量很好。但是我不甘心一直做这种事，我觉得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毕竟我是个专业作曲家，还是想坚持做原创。
陈：您那时已证明了自己适应市场的能力，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吧？
吴：是的。包括后面的岭南甜歌、军营民谣，之前是没有这种形式、这种风格的，当时这样创作算是一种实验。单位给我每年的任务是要完成五十万元的利润，压力非常大！完成不了就扣奖金，完成了奖金全额发放。我后来一直不断地突破这个数字，单位采取的是“鞭打快牛”的政策，完成得多，明年加更多的任务，后来给我的任务一直加到了差不多一百万元。
陈：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港台歌曲大量涌入，磁带畅销，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在国内率先开始包装歌手，我记得推出了林依轮、李春波、陈明等一批全国颇有影响力的歌手，其中《一封家书》《小芳》《快乐老家》等歌曲当时风靡全国。1979年成立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则推红了李谷一、蒋大为、成方圆、费翔等一批歌手，地处前沿的广州在那时引领着中国流行音乐潮流。您签约的第一个歌手是谁？
吴：是陈思思。她1992年跟我签约，1993年出了第一张唱片。当时我主要的工作是签歌手，另外就是独立策划制作一些唱片，唱片的选题内容还有风格，一切都要考虑市场需求。
陈：您1970年代初期写出了成名曲《井冈山下种南瓜》，到后面创作情歌、甜歌，这种转型跨度挺大。包括您给陈思思作词作曲的《情哥去南方》，她后来凭此夺得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开了民族歌曲通俗唱法先河。您之前本身对流行音乐喜爱吗？
吴：我接触流行歌曲要到“文革”后期。“文革”期间出版单位、报刊全部都停止出版了，文联都解散了，当时的干部们都上山下乡。我记得省音协的两个老师去了抚州一个县里当农民。197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恢复工作，向我们江西约稿，想出一本歌曲集，选题内容是歌唱井冈山的革命传统。
省里非常重视，组织七八个词曲作家集中搞创作，为了效率高一点，把大家拉到上高县去，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每天关着门在那里作词作曲。其中有一位叫贺大行的老师，他是江西永新人，是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后代，在“文革”期间受过迫害，特别有才，歌也写得特别动人。有一天我们吃完饭在田野上散步，他突然很神秘地说他在澳洲的一个广播电台里面听到一首歌曲，特别好听，是中国台湾的歌。他随口哼了两句：“记得我俩初相见，风吹花儿飞满天。”
过了两年以后，我考上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同学不知道谁弄来一盘磁带，里面都是邓丽君的歌，我这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相见在明天》。那时候这盘磁带每个同学都想听，但是又不能公开地听，都偷偷地在琴房里听。那时候我们作曲系有一台老式录音机，很大很重，当时叫双卡录音机。